谷正文称蒋介石曾暗示让他毒杀白崇禧，白崇禧的儿子却回应：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1950年初冬的台北夜里湿冷，白崇禧踏出住所时，邻巷角落那辆熟悉的吉普车又亮起车灯。“将军，来得太晚了吧？”年轻的便衣笑得有些尴尬。“喝过汤才出门。”白崇禧回了句，转身径直走向戏院。短短对话，道尽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监视和被监视。
这副光景和20多年前的意气风发形成强烈反差。1924年，桂林城头的硝烟刚散，桂系在陆荣廷旧部的残垣上站稳脚跟。白崇禧与李宗仁结成铁三角，以广西财税和雄厚的师团做后盾，一跃成了国民党内最具分量的地方势力。蒋介石那时还在为北伐筹饷，眼见桂系拥有兵源、地盘、财政，既需要又戒备，这份微妙在往后多年像影子一样缠着两人。

上海“清党”是第一道转折。1927年春，蒋介石北伐进抵江浙，急需一把锋利的刀剜除党内左翼，白崇禧正合适。清晨的弄堂口常见黑衣人拖走目标，黄浦江水默默吞没无名尸体。白的干练赢得蒋的短暂信任，却也让他看清中央集权的冷酷——既是刀，随时可能成为被收回的刀。
同年夏天，南京国民政府挂牌，内阁名单里看不到桂系影子。白崇禧随即掉头赴武汉，暗中联络李宗仁筹谋自保。蒋则以整编名义调动中央军向湖南、江西集结，桂系闻讯，一场无可避免的角力被点燃。外界常把1929年的蒋桂战争当作一次军事冲突，实则是中央与地方的生死赛。桂军兵精将广，却敌不过对手对铁路、银行乃至舆论的多线掌控。短促的三个月后，桂系主力瓦解，白崇禧退回柳州，再无翻盘资本。
战争虽然终止，但旧账并未结清。1949年春，海南岛守军摇摇欲坠，白崇禧被迫渡台，获封“战略顾问”，名义体面，实权尽失。蒋介石口头应允的“共济国难”很快变成静默的冷遇：官邸电话被监听，书信须先过情报部门，外出要报备行程。白家的司机记得，那辆吉普车跟了将近六年，从来不熄火。白崇禧索性以退为进，常在清晨散步时招手唤来便衣，“上午热不热？上来喝碗凉茶再走。”言语不多，却让对方手足无措。

1954年，国民大会通过弹劾案，指白崇禧“违纪兼通匪嫌疑”，顾问职也悬空。蒋介石在常委会里淡淡地说：“留职，停止视事。”不到一年，白崇禧心脏骤停，终年61岁。官方病历写的是长期冠心病，家属也未见异常药物痕迹。一切本该就此了结，偏偏2005年，年逾九旬的谷正文突然口述称：“委座当年让我在药里做文章。”话音甫落，台湾岛内舆论沸腾。
白先勇在2012年公开回应：“父亲长期高血压，常感胸闷。谷先生若真掌握铁证，为何缄口半世纪？”他还补了一句，“他的位置，连碰到我父亲的茶杯都难。”这番反问，让所谓“毒杀密令”瞬间打上了巨大的问号。有人翻出蒋介石亲赴灵堂、亲书“勋绩永昭”挽联的老照片，又有人指出当年白崇禧遗体解剖报告未见异常。可同时，国民党军统留下的档案缺口和长期对桂系的不信任，也让怀疑论者不愿收声。

在缺失关键证据的情形下，判断只能转向更大的政治版图。战后台湾的国民党满是派系创伤：川系退缩、湘系沉寂、滇黔各保山头，唯有蒋系掌握军政命脉。对于白崇禧这样曾“让元首吃过大亏”的桂系要员，最高统帅选择以监视与孤立取代明面清洗，既显示宽容，又确保安全，这在政争术语里被称为“柔性管束”。如果真要下狠手，几十年间早有无数更隐蔽、更高效的手段，何至于拖到心脏病自发？
至于谷正文的自述，口述史学者历来提醒：第一手讲述固然珍贵，却常因记忆偏差或情绪投射而失真。更何况，以台湾情治系统的层级，低阶情报员很难触及直接由蒋介石下达的绝密命令。心存怨念者，将“潜在谋杀”当作出口并不奇怪，但若无档案、无同案人证，其说服力终究有限。

白崇禧的最终时刻，似乎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台北市立教会医院病房里，他只留下几句散乱的叮嘱：“好好教书，好好活。”话音微弱，却透露出对家人的牵挂。弥留之际，并无中毒症状，反倒是旧伤与多年高血压合力击倒了“小诸葛”。
白崇禧的离世，没有掀起政治风暴；蒋介石送来悼词，也没有重现当年的惺惺相惜。一代桂系枭雄自此归于沉寂，他与蒋介石三十年间的缠斗，终于画下冰冷的句号。病逝也好，阴谋也罢，背后闪耀的仍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机器的沉重齿轮。那台机器碾过无数人的锋芒，留下尘封档案与未解问号，更提醒后人，个人的荣辱往往抵挡不住政治结构的挤压与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