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1939年11月的河北山区，夜色压得很低。山路上，一副担架被人抬着往后方赶，旁人看上去，只会以为上面躺着一名伤势很重的病人。
可护送的人心里清楚，担架上的人已经没有呼吸了。他就是白求恩。

这一路不能声张，甚至不能像普通告别那样停下来哭一场。日军正在晋察冀根据地一带不断“扫荡”，前线和后方之间并不安全。
白求恩身份特殊，又是在救治伤员时病倒去世，遗体若被敌人发现，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交通队只能用最稳妥也最隐秘的办法，把他伪装成重伤员，连夜转移到唐县后方的于家寨。
白求恩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偶然。1938年春，他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抵达延安后不久，就主动要求去最需要医生的前线。
那时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前线缺药、缺器械，更缺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很多伤员不是没有救治希望，而是来不及处理，或者伤口感染后拖成重症。
到了晋察冀军区后，白求恩很快发现，战地医疗最难的地方不只是手术本身，而是整个救治链条太薄弱。伤员从火线抬下来，路上颠簸，失血、感染、休克都可能夺命。
后方医院离前线太远，等送到时，许多人已经错过最佳救治时间。白求恩的办法很直接：医生往前靠，手术台往前摆。
这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危险。前线附近没有正规医院，只能把庙宇、民房、山洞临时改成手术室。
没有足够的灯，就想办法借光；器械不够，就反复消毒使用；药品紧张，就把每一点都用在刀刃上。白求恩不是坐在后方指挥，他常常亲自上手，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做。
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年仅49岁。这个消息传开后，晋察冀军民很难接受。
许多人见过他在手术台前的样子：衣服常被汗水浸透，眼睛熬得发红，手却尽量保持稳定。这样的医生忽然离开，像战地少了一盏灯。
但悲痛不能停留太久，敌情还在，黄石口村并不是安全地带，白求恩遗体必须尽快转移。于是便有了那条夜路：交通队把遗体安放在担架上，外面做成护送重伤员的样子，尽量避开可能暴露的路线，趁着夜色赶往于家寨。
这段路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整齐队伍。抬担架的人要顾着山路，还要随时听动静。
有人在前面探路，有人在后面照应，脚步不能太慢，声音又不能太大。担架上的白求恩，生前一次次把伤员从死亡边缘往回拉；离世后，也被战友们用近乎护送伤员的方式，送去更安全的地方。
于家寨成了白求恩最初安葬的重要地点，当地军民按照当时条件，为他整理遗容、准备入殓，战乱时期，一切都很简陋，可这份简陋里有很重的情义。没有人把他当成外人，大家知道，这个来自远方的医生，早已把生命交给了中国抗战前线。
白求恩临终前留下的遗书，更能看出他的性格。他没有反复谈自己痛苦，也没有抱怨环境艰难，而是交代药品、器械、病人和身边同志。
他还惦记奎宁、铁剂等药物，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治疗疟疾、贫血一类常见病。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想着别人缺什么，这不是一句口号能概括的。
后来，白求恩并没有一直安葬在最初地点。1940年1月，晋察冀边区为他举行追悼活动，并重新安葬。
1953年3月，他的灵柩迁至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今天，人们到那里纪念白求恩，看到的不只是一座墓，也是一段中国抗战时期中外人民共同反法西斯的记忆。
白求恩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到今天，并不是因为情节多传奇，而是因为它很真实。真实到每一个细节都带着战地的艰苦：缺药、缺人、缺安全环境，连遗体转移都要伪装成重伤员。
也正因为真实，这件事才更有分量。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38年到1939年，前后不到两年。
可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做的事并不少。救治伤员、培训医护人员、改进战地救护办法、推动前线医疗向前移动，这些工作看上去不轰轰烈烈，却直接关系到伤员能不能活下来。
很多历史人物被记住，是因为站在台前。白求恩不一样，他更多时候站在手术台前，面对的是失血的伤员、感染的伤口和随时可能逼近的炮火。
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安全位置，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外国医生就要求特殊照顾。越是危险的地方，他越想靠近。
一个人远离故土，来到条件艰苦的抗战前线，不为名利，只为多救几个人，这本身就足够有力量。
1939年那条通往于家寨的夜路，看似只是一次秘密转移，实际上把白求恩的一生照得很清楚：他活着时为伤员赶路，离开后，战友们也用同样谨慎、沉重的方式，护送他走完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