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史迪威飞抵重庆，身兼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总统代表、援华物资监理人等多重头衔。蒋介石夫妇设宴款待，场面热烈，但不到四个月后，史迪威在日记里给他这位中国上司起了一个绰号：花生米。
一个美国四星上将以一种农产品的形状来轻蔑地命名一位盟国元首，这种刻薄在近代军事外交史上绝无仅有。

在史迪威轻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之前，其实两人已经开始相互怨恨了。
1942年春，蒋介石把自己最精锐的第五军和第六军交给了史迪威，用于保卫缅甸，结果盟军指挥混乱，英军率先溃退，中国远征军几乎全军覆没，缅甸陷落，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
蒋介石和他的军事幕僚认定，战败的主因是史迪威傲慢自负，无视蒋的警告，白白葬送了两个王牌师，而史迪威则认为蒋介石在重庆遥控前线、越级指挥中国将领，才是败局根源。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等将领只听重庆的密令而不听他的，他是名义上的指挥官，实际上只是一个摆设。
1942年7月到1943年10月之间，蒋介石和宋子文数次秘密商议撤换史迪威。宋子文在华盛顿试探美方高层，陆军部长史汀生表示愿意召回史迪威，但宋同时又提醒蒋介石，史迪威在美军方的人脉对争取援华物资至关重要，建议暂时忍耐。蒋介石压住了火气，但他和史迪威之间的裂痕并未弥合，只是被美援的绳索勉强捆在了一起。
因为这些积怨，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攻击在他1943年1月19日的日记中达到了一个顶点。他写道：“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然后他以一句近乎绝望的感叹收尾——“我们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这样的文字，已不是私人恩怨层面的辱骂，而是一份对蒋介石政权全面的道德起诉书。在史迪威眼中，重庆的一切都是腐烂的，而他本人却是被派来给这具腐尸化妆的人。

到了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日记中的词汇更加暴烈。他骂蒋介石是“固执的畜（生）”、“傻瓜”、“神经不健全的小人”、“混蛋”，甚至给蒋起了另一个绰号“小响尾蛇”。
他对蒋的生理特征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嘲讽，“花生米”本身就暗指蒋介石的光头。
这种针对身体特征的羞辱，暴露出史迪威骨子里那种粗粝的、几乎不计后果的坦率。
他的外号“酸醋乔”绝非浪得虚名，在日记里他甚至骂罗斯福是“橡皮腿”和“老软蛋”，骂斯大林是“血腥乔”。他不放过任何人，但对蒋介石的恨意是最持久、最系统的。他曾说国民政府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蠢的美国宣传是他的手段，“我们都是上当受骗的人”。
1944年，双方矛盾几乎达到了核爆的程度。
这一年春夏，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罗斯福和马歇尔大为震惊。罗斯福于7月致电蒋介石，要求将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晋升其为上将。
对于蒋介石而言，交出军权等于交出政权，他对赫尔利说：“如果我们同意了，只能变成傀儡，那我们还不如到汪精卫那里去。”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氏之愚拙虚妄，不法无礼，可谓无人格已极，而余乃自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

令后世震惊的是，就在这场权力博弈白热化之际，美国人酝酿了一项惊天的阴谋计划。
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史料显示，1944年春天，史迪威曾密谋除掉蒋介石，他在开罗会议后与罗斯福私下会面时直言：“要除掉蒋介石，抗战才能打下去。”罗斯福附和道：“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
史迪威回到重庆后命战略情报局的艾夫勒上校研究方案，部下提出暗杀、下毒和制造飞机失事三种方法，史迪威选择了第三种，并要求在失事飞机上安排几名美国人以掩人耳目。
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但它告诉我们，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已不是“厌恶”，甚至不是“仇恨”，而是实实在在地动了杀机。
一个盟国的战区参谋长密谋杀掉盟国的最高统帅——这在二战各条战线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1944年10月，蒋介石下了最后通牒：要中国就别要史迪威。
罗斯福最终退让了，10月19日，史迪威被正式召回。
他离开重庆那天在日记中写道，赫尔利“用一把钝刀子割断了我的喉咙”，蒋介石拒绝史迪威战后再次访问中国。
史迪威在给友人的信中感叹：“他不想让我踏上亚洲的大陆……可能蒋介石认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他还写道：“满洲的情况难道不是奇观吗？这使我渴望甩掉手中的铁锹，到中国去扛起枪同朱德一道打仗。”
1946年10月，史迪威在美国病逝，距离抗日战争胜利仅仅一年，蒋介石在日记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同情，他始终认定史迪威是一个狂妄无礼的帝国主义者，而史迪威至死也没有收回他对“花生米”的任何一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