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北京，后海边上那座占地六十亩的醇亲王府换了主人。成交价是90万斤小米。交割那天，末代摄政王载沣把厚厚一沓票据收好，一半留作家用，一半分给八个子女。儿子们想不通，追着父亲问为什么要把祖宅卖掉。载沣只回了一句：“因为它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话说得轻巧，可这“意义”二字，在载沣心里怕是琢磨了好些年。

醇亲王府不是普通的宅子。它最早是纳兰明珠的产业，后来成了成亲王永瑆的府邸，再后来是醇亲王奕譞的府第。四万平方米的地方，光花园就占了三十亩。载沣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就发生在这座府邸里。1908年，他的儿子溥仪从这儿被抱进紫禁城做了皇帝，他自己成了摄政王，大清王朝最后三年的实际掌舵人。那会儿他才二十五岁，出门有銮仪卫开路，回来有太监跪着请安。

可这座王府也是他看着大清完蛋的地方。1911年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北京，他辞了摄政王，那年二十八岁。从此闭门不出，每天在王府花园里种种花、看看书、写写日记。日本人来了，想在王府里驻扎，他就在院子里办了个小学堂，用“办学”这招把日本人挡在了门外。后来溥仪在长春当了伪满皇帝，几次来信要他过去，他都不去。这事儿连孙中山后来都知道了，说载沣“识大体”，是个爱国者。

但再大的王府也架不住时代变了。民国那些年，像载沣这样的王爷们，日子一个比一个难过。恭亲王奕訢的后人溥伟最惨。1912年他手头紧，把恭王府里除了字画之外的全部文物打包卖了，卖了四十万大洋。这些钱他想用来搞复辟，结果全打了水漂。到1921年又把恭王府抵押给了西什库教堂，换了八万银元，后来辅仁大学用一百零八根金条替他还了债，恭王府就这么归了辅仁大学。溥伟不死心，跑到大连投靠日本人，最后死在了长春。他弟弟溥心畬也好不到哪去，手里的古字画一幅幅往外卖，卖了二十年，硬是把一座恭王府的家底卖空了。

比他们更惨的是睿亲王的后人。末代睿亲王魁斌死后，俩儿子中铨、中铭分家产。这哥俩是真能折腾，装修、买车、装电话、建西餐厨房，1919年把西郊别墅卖了，揣着两万块现大洋跑到天津，两天就花了个精光。钱没了怎么办？卖祖坟。一千多亩坟地，连树带地卖给看坟的人。最后真没钱了，中铨自己去挖祖坟，偷随葬品出来卖，被警察抓了判了七年，死在了监狱里。

载沣看着这些，心里明镜似的。他知道，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坐吃山空。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家里把“请安”那一套全废了，跟家里人互相叫“同志”。出门坐洋车，满北京城转悠，看解放军进城，看老百姓敲锣打鼓。他在日记里写：“正月，北平局部开始和平矣……解放军入城尚俱安靖。”字里行间，能看出这位前摄政王对这个新世界的态度。

有人可能会问，醇亲王府到底值多少钱？九十万斤小米放在今天算多少？按当时的物价，一斤小米大概折合旧币一千元左右，九十万斤就是九亿元旧币。但关键是，那时候钱不值钱，法币、金圆券跟废纸差不多，到1948年一百块法币连三粒米都买不到。所以“以米计价”是那个年代最实在的交易方式，什么东西都折成粮食算账，连国家修飞机场都按“多少亿斤小米”拨款。载沣这笔买卖，放在当时算是个公道价。

卖了王府以后，他带着家人搬到一个小四合院里。那两万多册藏书，有的捐给了北京大学。1951年2月，载沣去世。遗嘱里写得很清楚：丧事从简，葬入公墓。他有资格进清皇陵，但他选了公墓。

后来的事很多人知道了。醇亲王府的老宅子，一部分做了卫生部机关，花园后来改成了宋庆龄故居。到今天，故居客厅里的挂钟还停在八点十八分——那是宋庆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刻。曾经的王府花园，如今成了游客参观的地方。当年的请安、跪拜、摄政、圣旨，全都烟消云散了。

载沣说得对，那座府邸确实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不是房子没了，是它背后那个世界彻底翻篇了。而他用九十万斤小米，给自己的后半生买了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