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四位元帅担任大都市市长，其余六位元帅又各自去了哪里？
1950年早春，北京积雪刚融，胡同口的豆汁摊又吆喝起来，城里却弥漫着另一股紧张气息——新政府接手大都市究竟该怎么理顺千头万绪的事务，这在当时并无成规可循。北平和平入城不到一年，老百姓既盼安稳也怕新政，稍有风吹草动，谣言满街跑。
街头巷尾议论最多的是那位常骑一辆旧自行车巡市的“叶市长”。叶剑英原本是纵横战场的集团军总指挥，现在却忙着调度米面油盐、整顿布匹交易，还要拿着放大镜审看古城墙修缮草图。有人疑惑：军人真能当好市长吗？可当年四牌楼那场大火，他拎着水桶冲在最前，怀里还夹着一摞修缮方案，邻里目睹后不再多言。

“城里最大难题不是打仗，而是让老百姓吃饱。”叶剑英对同行说过这句话。三个月后，他奉命南下，广州市政又落到他肩头。南国不同北方，码头货栈忙到深夜，商贩叫卖声里夹杂几十种方言，他索性举办土特产交流大会，鼓励番禺荔枝、花县丝绸直接对接埠头客商。经济脉络一旦畅通，治安问题自然少了。

北京的新城务得有人接手。聂荣臻从西柏坡赶来，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旧警政系统。有人劝他严刑峻法，他却说：“先把马路扫干净，灯亮，夜里有人巡逻，比喊口号管用。”晚上九点，他常步行查看路灯照明，身边只带一名警卫。小贩见他，笑着喊“聂大哥”，彼此并无阶层隔阂。
南京的局势更棘手。1949年4月，渡江炮火尚未散尽，刘伯承踏进石板街，城门洞里仍是焦糊味。他接到的任命写着“市委书记兼市长”，可他自嘲地说：“我是来给这座城拆弹的。”首先拆的是心理炸弹——通货膨胀让市民手里的法币几乎成废纸。刘伯承在下关江边设了“平价米市”，一天之内就把米价压回战前水平，老妪送来荷包蛋，悄声说：“市长，您多吃点。”他摆摆手，“留给伤兵”，话音未落早已转身上船查看仓储。

同年5月，黄浦江畔的硝烟刚散，陈毅踩着残砖碎瓦进城。他清楚，上海要的是秩序更要活力。历时16天的攻坚把这座远东金融中心打得千疮百孔，外滩银行一夜之间关门大半，纱厂的汽笛也停了。陈毅在市政会议上拍桌子，“先救工业，再谈繁华。”国棉厂恢复通电，他亲自拉响第一声汽笛；滞留码头的外资货轮听到汽笛，开始下锚装卸，这一动，货币信心跟着回暖，私营商号纷纷开门，汇率奇迹般稳住。
几座城市度过最艰难的黎明，新中国的四位“元帅市长”完成了使命。有人好奇：其余六位呢？答案隐藏在更辽阔的战场。朱德坐镇军委，统摄三军；彭德怀踏遍西北戈壁，指挥清剿残敌；林彪在广东沿海堵截逃敌余部；贺龙横跨云贵川收拾匪患；徐向前留守中枢，筹建全国野战军整编方案；罗荣桓则调任最高人民检察署，为新政权的法制大厦奠基。城市需要安定，边疆与军队同样需要主心骨，分工因此水到渠成。

回头看，元帅们在军礼服上佩戴金星那一年是1955年9月27日。其实，他们的星徽早在1949年前后就映在百姓心里：有人记得夜里街灯下踱步的聂荣臻，有人记得率兵填江而来却又俯身捡起断瓦的陈毅，也有人记得刘伯承在雨花台洒下的那句“城安则民安，民安则国稳”。至于叶剑英，广州老铺子的老板们说起他，还会冲着门外高声招呼：“叶老总，当年要不是你，我们哪来的今天这条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