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廖汉生目送刘伯承离开南京，感慨这个饱受磨难的老首长，真是多难啊！
1958年初冬，南京钟山脚下的教学楼里灯火通明。军委派来的检查组刚走，留下一摞厚厚的文件和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学院必须尽快拿出世界一流的教学方案。”此刻，坐在办公室正襟危坐的刘伯承元帅却不得不用左手按着右腕，掩饰不住的轻微颤抖让钢笔在纸上游移——青光眼带来的钝痛让他一夜未眠，可摆在面前的仍是明年春季开学的课程计划。
南京军事学院自1951年成立，肩负着为人民解放军培养高级指挥人才的重任。短短七年，学院完成了步兵、炮兵、装甲兵三系的框架搭建，又为全军输出了上千名中高级军官。支撑这座大厦平地而起的，是院长刘伯承夜以继日的往返奔波：白天看教学大纲，夜里钻研国外教材，连晚点名都要亲自听取汇报。可就在这段最为繁忙的岁月里，他的高血压、胃病、旧伤一股脑找上门，1953年起又被诊断出严重的虚脱症，医生再三劝他“立刻减负”，他总是摆摆手：“工作还堆着，不能停。”
体能终究拗不过岁月。1956年10月，刘伯承在一次战役研究讨论会上突然眼前发黑，被紧急送往上海华东医院。历时半月的检查结论简单而冷冰冰——双眼青光眼、血压飙升、神经衰弱。他却只对护士强调一句：“把电话留着，学院有事随时联络。”自此，上海病房成了另一间“院长办公室”。

病榻上的日子，他给南京连写了五封信，字迹歪斜却条分缕析：图上作业要增加实兵验证，战略学课程须增补朝鲜战例，图书馆订购的外文资料务必及时到位。陈伯钧拿着信，轻声埋怨：“这样的身子，还惦记这些。”刘伯承听见了，冲门口摇头笑道：“枪林弹雨没要命，这点病算什么。”
1957年8月6日，他咬牙写下一封长信，请毛泽东和彭德怀批准辞去院长职务。信里没有一句叹息，只列举了五条理由：视力迅速下降、长期耳鸣、记忆力衰退、不能久坐、夜不能寐。字句间尽是军人式的简洁。

批准电报很快下达，接任人选是参加过长征的廖汉生。对方赶到病房时，刘伯承让人搬来一摞案头资料，郑重其事地交给他：“这些是七年经验，拿去用，别让学院断了线。”廖汉生红了眼圈，却只答了一句：“请首长放心。”
正当康复稍有起色，新的召唤又至。1958年夏，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伯承必须列席并作自我批评。赶赴会场那天，医生测得他右眼眼压高达73，正常人不过20。陈毅前来搀他上车时，低声嘀咕：“老同学，你这身板可撑得住吗？”刘伯承把帽檐压低：“我不去，谁肯听我那点不同意见？”一句半真半戏谑，掩不住胸中的沉重。

会议气氛紧张，长时间的聚光灯与闪光灯让他几乎睁不开眼。每天散会后，他回到北京医院，以冰敷眼球缓解胀痛，再趁夜抄写发言提纲。一周后，青光眼复发，右眼几近失明。毛泽东到病房看望时，只叮嘱一句：“好好养病，别再逞强。”
1959年元月，运动稍有缓和，刘伯承决定彻底离开南京。1月19日清晨，他执意不让学院全体相送，只约定在校门口简单告别。铃声一响，他脱帽，向排列整齐的教职员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谁都没开口，唯有晨雾覆盖的玄武湖轻轻鸣笛。
火车开动前，廖汉生隔着车窗低声说：“首长，放心去北京，我会守好这块阵地。”刘伯承抬手示意，眼神却不自觉在站台上停留——那里曾是他无数次迎新生、送毕业的地方，如今换作自己离席。

此后多年，南京军事学院在新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完成了战术学科体系调整，为全军培养了更多指挥员。而刘伯承在北京的日子仍难言轻松，手术后视力仅剩微光，却依旧参与军事译著校订，口述作战史料，经常凌晨才熄灯。医生苦劝无效，他总说：“只要还能辨字，就多做一点是一点。”
回看那封已经微微泛黄的辞职信，上面记录的是一个60岁老兵的自知之明，更是一名军事教育奠基者的坚守。他把自己可供使用的最后一分力气，都留给了课堂与战术地图。廖汉生晚年回忆那一天：“他的背影不高，可在我眼里像一座山。”这句话无需修饰，已经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