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提倡守护传统文化。不久后，一个“海归”来访，大谈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临行前，他故意给梁先生行了一个“封建”的跪拜礼，挑衅味十足。

1931年初春，山东邹平来了一个怪人。他身穿蓝灰色的旧大褂，戴着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看上去完全不像个大人物。

实际上，他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

梁漱溟这个人很奇怪。早先他信佛，二十出头就想着出家。闹得最厉害的时候，连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北大校长蔡元培都劝不动他。

后来，他发现，光念经救不了中国。于是，他把袈裟一脱，来到山东邹平，创办了民间的“农业银行”、“合作社”，把一群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老农民，拉进来听“现代化课”。

他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去传统文化之糟粕，在其任职的七年里，邹平一年比一年富，家家户户拉磨纺线，自给自足。

所以当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有人说：“中国的希望，就在邹平，就在梁漱溟。”

有一天，研究院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海归”。这位仁兄是山东大学重金聘请来的留洋博士，在英国读的是冶金，在法国念过哲学，自认为是“真正懂得西方文化为何物”的精英人物。

此次慕名来访，本意是要给梁漱溟的新儒家学说挑挑刺。

讲座设在研究院最大的礼堂里，座无虚席。梁漱溟正在台上讲“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台下突然有人“哗”地一下站了起来。

是那位海归。他大步流星走上台，拿过麦克风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说”。

“梁先生，恕我直言。您这套‘乡建’理论，根本就是旧时代的遗毒。西方之所以强盛，靠的是民主与科学，是自由与法治，不是你们搞的这一套‘温良恭俭让’。你们这一套，救不了中国。”

全场肃静。

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台上的两个人。梁漱溟面色如常，安静地听着，没有反驳一个字。

这位海归慷慨激昂地批了半个钟头，大意是：中国文化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全盘西化才是唯一的出路。最后，他忽然转过身，当着台下所有师生的面，猛地弯下腰来。

他不是鞠躬，而是双膝跪地，对着梁漱溟结结实实行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稽首大礼。

“梁先生，这是我替中国文化，向您行的最后一礼。”

“这个礼，我不受。”

梁漱溟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记闷雷砸在现场每个人的头顶。

“文化无新旧之分，只有活法与死法之别。你看不惯中国文化，是你的自由；但我坚守，是我的信念。”

“中国文化的根在农村。你们丢掉了农民，迟早会回来找。我替你们留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他说完，轻轻扶起跪在地上的年轻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露出了淡然的笑。

海归走了，研究院恢复了往日的书声琅琅，田间依旧是一派忙碌。

全面抗战爆发后，邹平的实验戛然而止。梁漱溟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了七年的乡建基地，但那段乡村建设的经历，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底色。

无论在民盟的办公室里，在国民参政会的议会席上，还是在1953年那场与领袖著名争论，他始终没有改变那三个字：“信得过。”

这个“信得过”，有对农民的坚信，更有对中国人骨子里的底气和倔强的坚信。

他活了九十五岁，晚年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他以素食为生，每天早起散步、打拳，在书房里伏案工作。他这一生，面对过西方思潮的狂潮，对抗过“全盘西化”的浪潮，在战火与内乱中颠沛流离。但他始终站在那儿，替中国文化的根基，站了七十年的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有一段话，或许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我生，为文化生；我死，为文化死。至于成败利钝，非所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