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过年特意托人请李连成到中南海做客，见面时亲切询问：你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
1950年3月的清晨，北京的积雪还没完全消融，风口极硬。中南海西门前，一名瘦高的小伙子正抱着军毯站岗，他叫李连成，19岁，刚从东北到京不足一周。守夜的间隙，他低声嘟囔：“首都的风，比沈阳还刮得紧。”同伴笑他，“想家啦？再熬几天，领袖也要回来了。”谁能料到，这位新兵的名字，很快就会被写进中南海的值班本：指定跟随毛泽东。
那是建国后的头一个春天，警卫部队正从各个野战部队抽调骨干充实首脑机关。挑人的标准并非只看枪法，还要看性格、心眼、文化。汪东兴在沈阳视察时，见李连成动作干净利落，又能用一口带味的东北话招呼老乡，心里有数：这样的青年，适合在领袖身边干活。几句简单寒暄，“小李，你愿不愿意去北京？”一句话决定了他的命运。

进入中南海后才知规矩多。白天要练习外语口令，夜里轮流警戒，每周还要写读书笔记。毛泽东常在菊香书屋埋头批阅文件到凌晨，卫士必须随时待命。有一次夜深人静，李连成伸手去拉窗帘，绳子“咯吱”一响，惊得主席抬头：“谁？”李连成吓得立正，话都说不溜。半分钟后，屋里传来稳重脚步，毛泽东推门而出，看见小李低头不语，便摆手说：“别怕，下回动作轻点。”第二天早饭，主席突然招他进屋，“昨晚是我脾气大了，你别往心里去。”一句“娃娃，错不在你”，让这个年轻人鼻子一酸，却只忙不迭点头。
文化短板却一直困扰小李。1951年，他被送进公安干校补习语文、历史、俄语。那时干部普遍念书不多，可大伙都知道，有文化才好干长久活。教室里冷得手指发僵，他硬是抄满了三大本读书笔记。放假回京，他递上作文本，毛泽东翻了几页，笑着说：“字还拿得出手，再多读点史。”随口又提了句，“《资治通鉴》别只看故事，要琢磨治世之道。”这话后来印在李连成心里，成了他日后办案的尺子。

1950年代中叶，国家机关不断轮换干部。李连成先去了刘少奇办公室，又被借调上海。外人看是升迁，他却常在夜深想起北院的樟树香。有一次，主席南下视察上海，车队穿过外滩灯火，李连成远远站在秩序组。夜色中，他忽听身后有人喊：“小李，到我这儿来！”回头一看，毛泽东正招手。那天的谈话不长，主席只问一句：“书读完了么？”李连成答：“正在啃《古文观止》。”老人家哈哈大笑：“别光啃，得消化。”
转眼到了1962年，大年三十前夕，中南海电话打到李连成办公室。传话员只说：“主席请你回家过年。”他愣了几秒，随即请假登车。傍晚，西华门的灯笼早已挑起，空气里混着松枝和桂花的味道。春藕斋后厨忙得满头大汗，一盘剁椒鱼头、一盅腊味合蒸，都是主席点的。“来，尝尝家乡味，别把北方的咸口惯坏了。”毛泽东夹起一块鱼肉递来。李连成接过，却有些拘谨。对面的老人似乎看透他的心思，半玩笑地问：“你是不是把我忘了？”一句调侃，化解了多年的生分，两个人一时都笑出了声。

那一夜没谈政治，更多是闲话。毛泽东问起家里，“娘身体怎样？”又关心他在刑侦岗位的压力。“案件多，脑子也要跟上，书要继续读。”话音未落，他转身拿出几本《史记会注考证》的线装书，“带着，别怕划线，书是拿来用的。”李连成双手捧书，轻声道谢。屋外爆竹声开始响了，红光映在窗上，一抹年味就这样在最高权力核心的小屋里蔓延。

此后几年，李连成不再常驻领袖身边，却隔三差五收到菊香书屋夹着的批注。毛泽东会在纸边写上“此处可对照现实”或“此例宜深思”，像远程课程。李连成回信不敢用毛笔，怕弄脏原件，只能附页抄写。这样的往复，就像一条隐秘却牢固的电话线，让他在全国各地办案时始终保持警醒：权力的护卫，不只是举枪站岗，还有头脑里的那盏灯。
1976年9月，北京阴雨连绵。广播里传来噩耗，李连成正值外地执行任务，未能赶回守灵。他脱帽，立于雨中致敬，记起第一次握手的温度，也记起那句“娃娃，多读书”。多年以后，他把那套被翻得卷边的《史记》捐给了档案馆，扉页保留着一行毛笔批语：“读史可使人心明。”梅花开时，老人偶尔路过中南海外墙，停步片刻，又匆匆离去，背影仍显笔挺，像当年守夜的青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