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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真诚的劝告:“人老了,千万不要享清福,只要你身体没有大毛病,你必须每天都要有事

很真诚的劝告:“人老了,千万不要享清福,只要你身体没有大毛病,你必须每天都要有事情做,必须让自己动起来,注意劳逸结合就好。人活着,就得有点奔头,哪怕只是明天要浇花、后天要喝茶,心里惦记着事,日子就有滋味。人老了,最怕的不是身体累,而是心里空。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这话,年轻人听了没感觉。只有经历过失去、面对过空虚的人,才知道“心里有奔头”这五个字,是救命的。

香港有个女人,叫钟楚红。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华人世界的性感符号,香港人叫她“红姑”,媒体称她“香港的玛丽莲·梦露”。她站在那儿,不笑也风情万种,一笑倾城。

1991年,她在事业最高峰做了决定——结婚息影。嫁的男人叫朱家鼎,广告界奇才,一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就是他写的。婚礼低调,圈里人说她傻,放着巨星不当,去当家庭主妇。

她不解释。这一退,就再没回来过。

婚后十六年,她的世界从万众瞩目的片场,缩到两个人的家。她学做饭,学插花,陪丈夫周游世界。两人约定不要孩子,做一辈子的丁克夫妻。她把全部的人生奔头,都放在这个男人身上。

圈里人偶尔在菜市场碰到她,素颜,提着一袋菜,笑得跟普通女人一样。她跟记者说过:“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娶我不是委屈了他,是这世上最好的事。”

2007年,朱家鼎查出大肠癌。她陪着他飞遍全球求医,瘦得脱了相。不到一年,丈夫还是走了。葬礼上,她穿着黑色丧服,抱着灵位,哭得站不稳。那时她四十七岁。

丈夫刚走那阵,她把自己关在家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出门,不见人。朋友打电话不接,圈里人想请她复出拍戏,她一概拒绝。记者去拍她,镜头里她头发白了,形如枯槁。

那种空,是有过奔头的人,突然没地方奔了。她后来在访谈里回忆那段日子,说了四个字:“生不如死。”

不是身体撑不住,是心里空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她坐在家里发呆,看见窗台上一盆花枯了。那是朱家鼎住院前种的,两人说好一起等它再开花。他走了,花也忘了浇。

她盯着那盆枯花看了很久,然后起身,去厨房拿了一壶水。一点点浇下去。水从花盆底部渗出来,她蹲在地上看了很久。

第二天,她去花市买了一盆新花,放在老位置。从那天起,她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给花浇水。不为别的,就为心里有件事惦记。

后来她开始摆弄相机。其实摄影是她从年轻时喜欢的,朱家鼎亲手教过她构图。丈夫走后,她扛着相机满世界跑。去南极拍企鹅,去非洲拍狮子,去西藏拍雪山。她在阳光下晒得黝黑,蹲在草丛里等一束光线,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朋友劝她别这么折腾,她说:“我不是在拍照,我是在跟这个世界重新发生关系。”

她办了慈善摄影展,作品登了《国家地理》。圈里人才发现,那个当年被称为“花瓶”的女人,镜头后的眼睛这么毒,看什么都深情。她拒绝复出拍戏,但她没让自己停下来。

她把朱家鼎留下的广告公司事务处理得妥妥帖帖,在阳明山买了一块地,种了一片玫瑰园。每年朱家鼎的忌日,她采一捧玫瑰放在家里,倒两杯红酒,放一首老歌。

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伴。她笑着摇头,说了四个字:“他还在呢。”

她不是走不出来,是走出来之后发现,心里有事做,身边有念想,一个人也能活得有滋有味。

如今她六十四岁了。狗仔拍到她,牛仔裤白衬衫,在菜市场跟摊主砍价,拎着一袋菜和一把花,笑着往停车场走。不化妆,眼角有皱纹,但眼神里有光。

她没子女,没爱人,没工作。照世俗的标准,她什么都没有。可你看她的状态,比任何一个困在麻将桌上、困在儿女琐碎里的老人都年轻。

因为她有奔头。明天要去哪个山头看日出,后天要给新买的兰花换盆,下个月要去冰岛拍极光。日程排得满满的,全是取悦自己的事。

她说过一句话,值得所有中年人记在心里:“人生不是只有伴侣才是伴。你的花是你的伴,你的相机是你的伴,你对明天的期待,就是你最好的伴。你不要等谁来安排你的生活,你自己安排。”

人老了,最怕清福。怕你闲着,怕你躺着,怕你等着别人来爱你、陪你、哄你。等着等着,人就空了。

钟楚红这辈子,失去过全世界。可她靠一壶水、一架相机、一捧玫瑰,硬是把全世界又找了回来。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是细水长流的那种——自己给自己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