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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徐向前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的，是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临汾战役和夏天的晋中战役。

临汾是座古城，城墙厚实坚固，素有“铜墙铁壁”之称。国民党军在这里布下了重兵，阎锡山吹嘘“临汾至少能守三年”。徐向前带着部队从三月七日打到五月十七日，整整七十二天。

这七十二天打得异常艰苦。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三千多人，弹药消耗巨大。部队上层的意见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建议撤兵。徐向前在指挥部里沉默了整整一天，最后说了一句：“一定要拿下临汾，打不下来我们围困也要把它围下来。”

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坑道爆破战术。战士们在地下挖了二十七天坑道，挖了两条长达一千多米的通道直抵城墙底下，在坑道尽头装了一万八千斤炸药。五月十七日傍晚，炸药引爆，城墙被炸开两个五十多米宽的口子。八纵二十三旅率先突入城内，战后这个旅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


临汾战役结束时，徐向前的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他的肋膜炎复发，加上长期劳累，整天咳个不停。参谋们劝他休息，他摆摆手说：“仗还没打完呢。”

晋中战役紧接着就开始了。阎锡山集结了十几万人马，徐向前手里只有六万多人。兵力对比接近一比二，装备差距更大。按照常规打法，这种仗根本没法打。但徐向前算准了阎锡山的心理——阎锡山是山西土皇帝，最怕的是失去太原。只要在太原外围制造足够的威胁，他就会把兵力一点点往外调，然后就可以在运动中各个击破。

这个战术设想大胆到近乎冒险。作战科的参谋们听完他的部署，面面相觑，没人敢表态。徐向前也不勉强，自己动手画作战图、改电报密码。后来的晋中战役打到第三阶段，阎锡山的防线被撕成三块，南京派空投援军也来不及了。阎锡山深夜在太原司令部里哀叹：“我是给他做活靶子。”

晋中战役结束时，徐向前的华北第一兵团已经具备了打大仗、打硬仗的能力。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这个兵团独特的指挥架构。一九四八年五月华北军区成立时，徐向前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按理说，一个兵团应该有完整的指挥班子——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但第一兵团的实际情况是：这些职位要么空缺，要么由徐向前一个人兼着。偌大一个兵团指挥部，只有十几名参谋人员，领头的只是一个参谋处长，连个正经的参谋长都没有。

这种配置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是独一份。有人不解，问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这是高层刻意为之。把其他人支开，就是为了给徐向前创造一个清净、自由、轻松的指挥环境，让他心无旁骛地做最该做的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解放。这是徐向前在解放战争中指挥的最后一场大战役。太原战役结束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五月十八日，他请求免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六月，他去了青岛治病。

一九五五年九月，全军授衔。徐向前的名字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名单上


消息传到他的病房，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功劳不及诸帅，请改授他人。”

这封信当然没有改变什么。刘伯承看完授衔名单，笑着说了一句话：“论兵，粟裕、老徐，我服气。”

这话不是客套。在很多将领眼里，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是公认的。他一生指挥的战役，从川陕反“六路围攻”到晋中决战，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而他那种“副职坐镇、正职隐身”的指挥模式，更是战争史上少有的特殊现象。

这背后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这份信任，来源于一九三五年草地上的那句话，来源于鄂豫皖、川陕、冀南、山东的一次次胜仗，更来源于他那种“不争功、不诿过、不抱怨”的性格。在真正懂军事的人眼里，头衔可以错位，但兵权必须精准。徐向前的故事，正是这种“精准”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