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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是什么呢？

实践是最好的答案。

毛泽东的“游击战”概念恰恰适应了红军弱小力量的国情。

红军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充裕的后勤，只能依靠分散发动群众机动灵活地打仗。

这种差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3年，当刘伯承眼睁睁看到硬碰硬的正规战造成巨大损失之后，他在心里慢慢地承认，毛泽东的主张更加符合红军的现实处境。

到了1934年，刘伯承甚至亲自下到基层宣传游击战，撰写相应军事文章在部队中进行培训。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经战场洗礼的伏龙芝高材生在思想上的一次转向。

刘伯承后来特意为此事找到毛主席当面道歉。

毛主席摆了摆手，他说话向来直接干脆，回道：“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你是我军难得的人才，要好好为红军打仗！”

这等气度显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有的。

伟人的格局就在这里明明白白。

同一时期，朱德也对刘伯承评价极高。

《学习时报》上曾刊载过朱德的原话——“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格，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这种来自战友兼四川老乡的认可，自然不是说空话。

红军长征开始了。

队伍从江西出发，一路向西。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到达了安顺场一带的大渡河边。

大渡河两岸山峦重叠，河水在夏季雪水融化后狂流而下，汹涌澎湃，号称“天堑”。

72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正是在这里全军覆没。

面对蒋介石重兵把守的防线，这位委员长狂妄地叫嚣：“要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据后来史料记载，毛主席听说后，却是以十分轻松且幽默的口吻说道：“蒋介石把我们当成第二个石达开，可我们有刘伯承！”


蒋介石此刻已经把大渡河沿岸守得严严实实。

毛主席的镇定当然不是盲目自信。

正是出于对刘伯承能力的绝对信任，中央红军早已特派刘伯承与聂荣臻分别担任北上先遣队司令员和政委，把红一军一师一团这个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他们直接指挥强渡的先遣任务。

毛主席对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你们都是杞人忧天，蒋介石是奈何不了他的。”

他又提及朱德老人家的原话：“朱老总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对刘伯承非常了解。老总经常说刘伯承是真龙下凡。对大海都不怕，何况只是一条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晚上，先头部队抵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

一团团长杨得志奉命组织突击。

一场二十分钟的激烈战斗后，安顺场被攻克，部队意外缴获了一条运输船。

第二天清晨7点，强渡开始。

红一团第一营二连的十七名勇士被挑选出来组成渡河突击队。

在南岸轻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之下，十七人冒着川军的密集弹丸分批登船发起攻击。

形势一度相当严峻——登岸后勇士们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制在滩头阵地，进退不得。

炮手赵章成在关键时刻动用了仅有三发炮弹的迫击炮。

他用一门缺了一条腿、没有瞄准镜的破炮，凭借丰富的目测经验两发炮弹精准炸毁了敌火力碉堡。

突击队趁着硝烟冲上去，站稳了脚跟并击退了增援的敌人。

一位名叫陈万清的年轻新兵因为没被选入突击队而在营帐外哭喊，最后硬是哭着被孙继先增补进去。

大渡河飞渡就此成为长征途中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