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师长先后壮烈牺牲在政委怀中，建国后授大将回忆往事感慨：都是我的眼镜惹的祸！
1934年9月，黎川西北的云雾被山风扯成碎絮，晨光贴着稻浪翻滚。枪声忽远忽近，一支红色队伍正沿着狭窄山径快速穿插，他们是红三军团红四师。
彼时的中央苏区已被第五次“围剿”挤压到极限。敌军有飞机、有重炮，还有层层碉堡，红军却只能靠山地、密林和夜色。年轻的指挥员成了最贵重的资源，因为每损失一人，都得在最短时间里再培养一位能带千百号人去拼命的“顶梁柱”。
张锡龙就是这样的“顶梁柱”。他年仅27岁，黄埔武汉分校出身，又去过莫斯科步兵学校回国执教，熟稔俄式战术。可在队伍里，他仍像个大孩子，闲时爱哼川戏，背着那支比自己高的老步枪招呼战士：“伙计们，跟着我别怕！”

团村伏击那天，他同政委黄克诚踩点。敌人第52师沿着官道摸上来，炮火拖着灰烟。张锡龙俯身望去，淡淡地说：“就等这一口。黄政委，打还是不打？”黄克诚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回句：“再近三十步。”警卫员急了，“首长，太危险！”话声未落，一颗流弹擦过树干，火星四溅。
密林深处炸起的弹片像雨点。张锡龙胸口一沉，随手把黄克诚按倒，自己却被子弹击中头颅，倒下前只来得及吐出一句含糊的“撑住”。黄克诚的眼镜被震落泥里，视线一片模糊，竭力托住战友的肩，鲜血从指缝滑落。几分钟后，山腰的轻重机枪被红军一举端掉，敌队溃散；可张锡龙没能再睁眼。
伏击胜利的消息传回瑞金，无人欢呼。失去一员师长，等于把部队的骨头掰下一截。更残酷的是，补缺的人只有25岁的洪超——那位在永丰战斗失去左臂，却始终拎着马刀的湖北青年。

洪超少年时给纱厂当脚夫，肩头常被麻袋磨破皮。1926年，乡间夜校点燃他的热血，他背起行李加入农会，随即参加南昌起义。断臂后，他自嘲“省了一半子弹”，依旧冲锋在前。接过红四师的指挥旗，他说得干脆：“我在前面，你们跟着就是。”
10月，中央红军准备向西突围。赣州周边敌军布了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就横在信丰、百石一带。夜幕降临，雨势渐大，红四师被指定为尖刀。洪超踏着泥水勘察前沿，对黄克诚笑：“一条胳膊照样能打，碉堡不拆，后面部队就过不去。”黄克诚沉声叮嘱：“先把敌人喊出来，群众还在围屋里。”
拂晓前，红军高呼“缴枪不杀！”喊声里混着风雨，碉堡里的机枪猝然喷火。洪超纵身掠过土坎，单臂擎枪，带着突击队猛扑。子弹撕开夜色，也撕开他的前额。黄克诚赶上去，只觉怀里的人剧烈抽搐，“快撤！”洪超声音极轻，却一句不落。师长断断续续：“护住干部，别让碉堡再响……”话音归于寂静。

百石碉堡终被攻克，先头部队撕出缺口。可两任师长仅隔月余相继战死，红四师剩下的连排长们，连夜在暗黄的篝火边选出新的“顶梁柱”。当时全师平均年龄不到22岁，最长的资历是一双磨破的草鞋。
连番打击没有让队伍涣散，反倒让政委的分量陡增。红军的政委不是坐在指挥所里写标语的人，他要审时度势、要冲锋陷阵，还得在夜里摸黑去安抚伤员。黄克诚的近视眼镜常被雨雾糊得不成样子，他只能用衣袖胡乱一抹再举望远镜；一次次抬头，又一次次暴露自己。“戴眼镜的那个就是头儿！”敌军抓住这个特征屡次火力覆盖，几枚子弹将镜片打得稀烂。有人劝他摘掉，黄克诚摇头：“看不清，怎么指挥？”言罢转身继续摸向前沿。
从湘江到遵义，从乌江到大渡河，像张锡龙、洪超那样的年轻师长，十个月间倒下一批又一批。面对失血与空缺，红军内部形成了近乎残酷的“即战成才”机制：昨夜还是连长的，天亮可能就成了团长；凭的是敢打敢拼，也靠政委们通宵开会的定责定岗。

敌军的重围迟迟未能合拢，正因红军“边走边补血”，让指挥链始终不至断。黄克诚在行军途中，把仅剩的半副镜片装进铁烟盒。他知道，只要还能眯着眼辨认地形、还能把命令传下去，那点模糊就不算什么。
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时，黄克诚佩上大将肩章。有人问起长征路上的惊险，他沉默半晌，从口袋里摸出那只包得发旧的铁盒子。“张锡龙、洪超的名字，上面还有血锈。”一句轻声，便让在场者再无言语。
师长走了，政委还在；镜片碎了，信念未碎。战争如此残酷，却也如此铸人。年轻的生命用终点，为后来人铺出一条延伸到胜利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