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九十岁时接受采访，反复讲过一句话：“郭茂宸是我心上的一个坎。我敬他，也恨他。”于学忠晚年在回忆录里说得更直白：如果郭松龄当年事成了，他们这些旧派老将的脑袋，大概都得挂在奉天城墙上。
这两种说法，所反映出的正是东北军老人提起郭松龄时那种贯穿几十年的撕裂感。

郭松龄反奉不是一场简单的兵变，这人身上集中了奉系内部新旧矛盾的全部火药味，也暴露出一种撞上现实铁壁的政治天真。
几乎所有东北军老人谈到郭松龄，第一个字都是“能”。
何柱国在口述里说，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那么多教官，真能把队伍训出战斗力的，除了郭鬼子找不出第二个。别的部队开春才出操，他的部队大年初二就拉进雪地里摸爬滚打。
刘翼飞在《郭松龄反奉亲历记》里也写了：郭松龄练兵不讲情面，团以下军官犯错当众鞭责是常事。张学良自己说得更干脆，他把部队交给郭松龄之后完全是当甩手掌柜，“我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我”。第二次直奉大战，郭松龄实际指挥山海关一线主力，硬攻下九门口，一战奠定奉军胜局。这种军事能力，老派将领嘴上不服，心里都有数。

但“能”的另一面，就是“悍”和“窄”。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里给过一句精准判词：“他这个人，刚愎，狭隘，能力太强所以容不下人。除了我，他跟谁都处不来。”这不是事后找补，当年奉军内部基本都这么看。
万福麟后来回忆，郭松龄在高级军官聚餐时，能当着张学良的面指着杨宇霆的鼻子骂“小诸葛”是“小豺狼”。杨宇霆代表日本士官学校派，郭松龄代表中国陆大派，两边积怨已深，早超出了政见分歧，变成了私人仇雠。
老人们普遍承认，二次直奉战后论功行赏，郭松龄功劳最大却没拿到督办实缺，杨宇霆得了江苏，姜登选得了安徽，郭松龄只捞到一个练兵监，这种公开的酬庸不公，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树常在回忆里说得更透：“茂宸不是忍辱的人，他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心里也装不下委屈。”

真正把郭松龄推上反奉之路的，是包括张学良在内都低估了的一点：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想法，而且是认死理的。
刘翼飞在回忆文章里提到，郭松龄多次公开讲，打内战是作孽，东北资源不能再这么耗在关内争地盘上。他倒戈前跟冯玉祥、李景林结盟，核心约定就是“罢兵息争，保境安民”。1925年11月22日通电反奉，郭松龄开篇骂的不是张作霖，而是杨宇霆那批“宵小”，通电主旨落在“移兵休战、整饬内政”，要求张作霖下台、由张学良主政。
这种“清君侧”的路数，老派将领看来幼稚透顶，但当时不少年轻军官和讲武堂学生内心是有共鸣的。一位当时在郭军任参谋的人后来记录，郭松龄开拔前对部属讲：“我们不是造反，是救东北。”这话有人真信，有人半信半疑，但至少能解释为什么他起兵之初几乎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山海关、锦州。

然而几乎每个东北军老人都会指向郭松龄失败的那个致命原因：政治上的极度天真和性格上的绝不妥协。
巨流河前线，邹作华暗中叛离，把炮兵引信偷偷卸掉，何柱国亲眼看见“炮弹十发九不炸”。张学良坐火车从秦皇岛赶到兴隆店，架起电话直接向前线喊话：“一切过错不追究，只要你们回来。”郭军官兵多数是张学良一手带出的嫡系，听到少帅的声音，军心当场就散了。
当时在郭松龄身边的冯占海后来讲：“底下人嘀咕，打大帅我们没意见，可少帅也到了对面，这叫什么事？”这种建立在个人忠诚上的旧军队伦理，郭松龄根本没耐心去理顺，他只信自己的意志和正义，以为凭这两样就能翻盘。
老人们对郭松龄评价忽然高起来的唯一节点，是他对日本的态度。郭松龄兵围新民，日本关东军派人来谈援助条件，要求承认既往条约并扩展满蒙权益。郭松龄的回答非常干脆：这是中国内政，日本无权干涉，条约一概不承认。
刘鸣九晚年文章里明确记着，郭松龄亲口对日本领事讲：“我宁肯败亡，也绝不当卖国贼。”日本随即翻脸，全力支持张作霖，切断郭军后方供应，甚至直接出兵协助布防。
这一节，连最恨郭松龄的老派人物都没法否认。张学良后来感叹：“茂宸在这个问题上，确实硬气。”王铁汉私下评价过：如果反奉是出于个人野心，郭松龄大可以先假意答应日本条件，拿下奉天再翻脸，他不干，说明这个人骨子里还是有骨头。

暴尸三日的结局，把这种骨气背后的悲凉推到了头。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决于新民县苏家窝棚。张作霖下令将二人遗体运回奉天，在小河沿暴尸三天，杀鸡儆猴。据说是张作相跪地哭求，才勉强让收了尸。
事后张学良讲：“我没能保住他，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后来的东北军老人但凡谈到这一幕，语气都复杂起来。有人觉得他是自找的，有人觉得下场太惨太烈，但不约而同都承认，自郭松龄死后，奉军新派元气大伤，杨宇霆无人制衡，新旧两派之间最后的缓冲地带也碎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几次对左右说“茂宸若在，东北绝到不了这步田地”，这话当然有推卸责任的成分，可也透出那批老东北军人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如果当初郭松龄没走那条绝路，如果他能稍微弯一弯腰，事情会不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