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农业劳模王国藩曾8次与毛主席握手，1978年为何被免除全部职务？
1950年深秋，华北平原的北风刚起，中央一纸关于“进一步组织互助合作”的指示抵达各县。指示只有两千多字，却在许多村庄激起千层浪，河北遵化西铺村就是其一。
田地刚刚分到户，贫穷仍旧缠人。那年冬日，王国藩挨家串门，问得最多的一句是：“愿不愿意把牛和犁凑在一起干？”起初只有十一户点头，他们凑钱换来一辆铁轮车，又砍柴数万斤卖到县城，添置耕牛两头，社雏形由此出现。
春耕时节，绳子拴着几家共用的黄牛，犁沟笔直，秧苗成行。地头上一位老人嘟囔：“咱以前一亩地打二百来斤，能翻几倍？”王国藩笑着回：“试过才知道。”结果，全村当年平均亩产突破两百五十斤，远超周边。

增产消息传到省里，《河北日报》连发三版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把“西铺办法”列为样板。一些干部专程来学，只见社员把地分成条块，分工细致，晚饭后还开“磨镰会”，把第二天干活的器具磨得雪亮。
1955年冬，王国藩被请进北京会议大厅。毛泽东翻着报告，说道：“基层能干事，国家就有底气。”王国藩起身鞠躬。毛泽东伸手相握，这一年里，两人已多次见面。到1970年前后，两人握手共八次，被社员当作稀罕事挂在嘴边。

接连几年的公开表彰，让王国藩从乡村走到中央委员席位。他依旧住青瓦房，褪色军大衣一穿就是几年。有人劝置换新装，他摆摆手：“穿得太细致，锹把子都硌手。”这种朴素，被视作劳模本色，也被作为宣传材料在全国巡回播放。
在另一条山路的尽头，山西大寨的陈永贵也在修梯田、筑堰坝。大寨粮食连年递增，1964年毛泽东生日宴会上，陈永贵被拉着同唱《东方红》，气氛热烈。十年后，他升任副总理。“大寨跑出了冠军，别停。”毛泽东的原话被记录下来，与“西铺要继续干”并列，成为当时两块招牌。
“你们两人，一个平原一个山坳，路子不一样，目标是一致的。”周恩来曾在一次汇报会上并排指点王、陈二人，引来哄堂大笑。那天晚上，周恩来又把王国藩叫到侧厅，轻声道：“名气再大，还是要回到土地上，别忘了根。”

1978年，一纸决定让王国藩离开了所有职务，原因写得模糊：对某些问题认识错误。对照同年陈永贵仍在国务院做报告，这份沉默令人唏嘘。王国藩没争辩，第二天便挑着粪桶回到自家地里。社员问他：“还管不管咱这片地？”他笑道：“只要种子还在手里，咋不能管。”
两年后，唐山地委主要负责人来到西铺，看到渠系仍在用王国藩当年设计的分水闸，不禁点头。县里给他安排了水利局顾问待遇，算是“副局级”。他依旧推脱在前：“顾问就顾问，可别再把官帽压在我身上。”
回望西铺合作社的初创，可以发现几条清晰脉络：土地改革形成了产权基础；互助合作解决了资金与器具匮乏；政治宣传又把经验放大为样板。三者交织，既托举了王国藩，也限制了王国藩。一旦政治风向改变，劳模光环便瞬间暗淡，这种起伏，正是那个年代农民干部共同的命运缩影。

相较之下，陈永贵因大寨精神与国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相互呼应，成为更高层级的象征。相同的农民出身，却走出不同轨迹，说明在那套政治与农业相互牵引的体系中，个人际遇与地区战略定位紧紧绑在一起，谁也无法全身而退。
王国藩晚年常坐在村口石凳上，看新修机耕路上拖拉机来回穿梭。他不谈十次进京，也不谈八次握手，只偶尔对后辈交代：“渠壁要每年抹泥，不抹就渗水。”朴素一句，像他当年的合作社一样，经岁月冲刷，却仍能看到最早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