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2日，卢汉决定释放被软禁的张群，特务头子裴存闻讯跑到卢公馆来，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请求让他和张群一同走。卢汉心一软，便同意了。


十二月十二日前后，昆明的门还没真正关上。
卢汉已经通电起义，五华山上押着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可城外的枪口还没有低下去。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部队不会因为一纸命令就改换颜色，保防系统的人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张群住在卢公馆，裴存藩听到放人的风声赶来求生，这一幕放在桌面上看像人情，放到昆明城里看，就是一根绳子两头都在用力拉。

十日，蒋介石从成都飞离大陆，西南残局变得更急。
成都那边在撤，昆明这边在变，消息传来传去，谁都在算下一步。卢汉若守不住昆明，起义会变成一场短促的冒险；若守得太硬，又可能把旧部逼到对面去。

城里不少人已经收拾箱子，也有人把门关得很轻，怕一句话传错地方。

卢汉不是到十二月九日才懂蒋介石的打算。九月他去重庆时，心里就提着防备。蒋介石给他绥靖主任名义，准他扩编保安团，军费、枪械也许给。话说得漂亮，账却清楚，云南要被摆成大西南退守的底盘。张群那时替卢汉担保过安全，这一笔旧情，到了冬天又压回卢汉面前。被扣的人不是陌生对手，是刚刚替他开过口的老官场人物。

十二月九日下午，张群、李弥、余程万等人从成都飞抵昆明。
卢汉派人接机，把张群安置在新公馆。到了晚上，他借张群到昆的名义，通知中央驻滇军政人员到卢公馆开会。来的人手里都有实权。李弥握着第八军，余程万管第二十六军，沈醉牵着保防系统，宪兵、空军、师长也在场。

公馆里还摆着待客的样子，门外警卫已经换了站法。

警卫营一进来，会就变了味。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被控制，押往五华山。十点左右，云南起义通电发出。卢汉用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绥靖主任的名义脱离南京一边，听着像一锤定音，实际没有那么稳。昆明城内有机关，有仓库，有机场，有电台，城外有还没被收住的兵。

几处地方出一点岔子，整座城都可能被拖进巷战。

张群被单独留下，这种安排本身就带着犹豫。他身份高，资历深，又是蒋介石身边多年人物。留住他，卢汉手里多一个筹码；放走他，旧交情算是没有撕破。卢汉在云南旧军政圈走了几十年，懂得留余地，也习惯给熟人留面子。

可一场起义刚宣布，留面子和留筹码往往很难并存。
裴存藩赶到卢公馆求同走，更能看出那几天旧人物的慌乱。他是昭通人，黄埔三期出身，抗战时期做过昆明市长，一九四九年又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这样的人留在昆明，等着他的不会只是普通登记。党部系统、特务系统、旧市政关系都会被重新清理。

他跪也好，哭也好，都是旧政权的人在找一条出口。

卢汉心软，同意裴存藩随张群离开。这个决定没有公开会议，也没有长篇命令，却把卢汉的难处摆得很实。他要向新政权交代，也要让云南旧军人相信，起义不是立刻把所有旧关系逼到死角。逼急了，城外部队可能借救人之名压回来；放松了，北京和南下部队又会看见他手里少了牌。

张群和裴存藩走出公馆时，卢汉并没有真正轻松。

巫家坝机场的跑道一开，张群离开昆明，裴存藩也跟着离开。城里仍旧紧绷。

十二月十二日，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第九十三军被改编成几个暂编军。纸上的番号换了，兵心还要一点点压。李弥、余程万被扣住，部队照样会动，昆明很快面对反扑压力。

命令写得再齐，枪杆子不服，纸就薄得很。

地下组织也在看卢汉。云南起义不是他一个人的戏，许多地下工作者早已铺过线。起义一成，谁接管政权，谁掌握机关，谁控制军队，都会变成新问题。卢汉没有马上把政权交给本地地下组织，而是等二野入滇。这让一些人不满，也让局势少了一次争夺。

旧军政系统还在喘气，新政权的队伍还在路上，他只能把时间一点点拖出来。

放走张群，后来受到批评。

毛主席不满意，周总理也提到，如果张群留下，可以拿来交换张学良。这个后果很硬，卢汉不可能全然想不到。他不是粗心的人，更不是看不懂政治账的人。只是人一旦站在旧关系织成的网里，手伸出去时常会慢半拍。对北京来说，那是一枚筹码；对卢汉来说，那是一张熟脸，一段承诺，还有一座尚未安稳的昆明城。

到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日，陈赓、宋任穷率部进入昆明，卢汉到城郊迎接。
交接终于从公馆里的扣押、机场上的放行，走到公开场面。张群远去，裴存藩也随旧政权离开，被扣的将领和未散的部队另有处置。

卢汉站在新旧之间，手里少了那枚本可留下的牌，却还得把昆明完整交出去。

那几天的决定，没有一件能只算在人情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