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连以明遗民自居、激烈批判清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到了晚年，也对康熙皇帝产生了高度认同。

黄宗羲出身忠臣孤子，其父黄尊素因弹劾魏忠贤而遭酷刑处死。

清兵入关后，黄宗羲散尽家财募兵反清，在陆地失败后，甚至追随鲁王漂浮于海上，继续抗清。

1654年，黄宗羲放弃武装斗争，转而著书讲学，撰成名著《明夷待访录》，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民本主义观点，流露出早期民主思想萌芽。

黄宗羲早年，身体力行，坚决抗清，以大明遗民自居，不用清年号，也不入朝为官。

但是，从康熙十九年（1680）起，黄宗羲开始用康熙年号，称清廷为国朝、康熙为圣天子、清军为王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这不仅因为南明几个政权（弘光、鲁监国、隆武、永历）等已相继覆灭，复明已无可能，更重要的是，到了康熙年间，长期战乱已经结束，经济逐渐恢复，民生也开始改善，黄宗羲一向重视“生民之苦”，认为天下安定胜于无谓抵抗。

在政治层面，黄宗羲认为康熙符合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明君标准。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当兴利除害、公天下。

而在他看来，康熙做到了这样几点：

尊重文化与士大夫，包括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修明史等；

体恤民生、接近仁君，包括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轻赋、治水、整顿吏治；

对明遗民宽容，不强迫黄宗羲出仕、允许讲学著书，保护其安全。
黄宗羲认为，康熙虽非汉人，但行天下之法、有圣王之风，符合儒家道统高于 夷夏的原则。而他的华夷观本就不是绝对排外。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道统” 而非血缘，能行儒家仁政、护持文教，即为“中国”。

康熙二十年，清廷请黄宗羲赴京参与修《明史》，黄宗羲以年老多病推辞，但允许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入京参与编纂，提供了大量明史史料。

黄宗羲的转变极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当汉族地主阶级中最具批判精神、最忠于明朝的知识精英都开始承认清朝合法性时，“反清复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社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