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青年投身地下党为隐瞒身份多年不与家人联系，直到建国才知哥哥真实身份竟是10号
1945年夏，澳门半岛的闷热刚散去，葡萄牙巡逻兵在大三巴前摆出“例行”检查阵势。此时，一辆旧式救护车悄悄驶进镜湖医院后门，车上下来的一位中年医生，他在登记簿上写下假名，又在口罩里低声嘀咕：“药品要先送到九号病房，别耽搁。”护士点头，把木箱推向走廊；无人知道，这批“药品”里夹着上海发来的最新情报。那位医生，正是外界传闻已久的“10号”。而同一条街的南光公司里，身材敦实的老板正平正在核对账本，他突然抬头问伙计：“今晚帆船几点开？”伙计答：“子夜潮正高，货照旧遮在茶叶里。”两句平常话，却决定了前线一整月的药棉配给。谁也想不到，这位看似只会算银子的商人，跟“10号”是同姓兄弟。
澳门对共产党人而言，是避风港，也是不定时炸弹。殖民当局奉行“只许经商，不准生事”，华人社会表面安静，暗流却比内港水道更急。医生比洋行职员自由，药品进出口又不易引起葡方注意，于是特科把医疗系统当成天然掩体。早在1930年代，柯麟就被周恩来安排在上海达生诊所，既写处方又抄密码；白鑫叛变后，他靠一管注射器套出叛徒藏身地址，转天清晨，枪声惊醒了霞飞路。事后组织给他一个简单编号——10号，连姓氏都省去，为的是让任何口供都无法指向陆丰柯氏。

相较之下，柯正平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1929年他离开惠州客运码头时，只揣着几封介绍信和一包土产烟丝。靠着精明的算盘，“柯记”烟丝铺没多久就在香港站稳脚跟。店里后院，两张藤椅、一张旧茶几，成了地下党在港的“临时会客室”。每逢夜深，港湾灯火映在窗棂，他总要把当日利润的三分之一装进麻袋，贴上“旧布料”标签，再让船工顺潮水送往海陆丰游击区。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道：“生意要做长久，得先保住这条路。”话听着像市侩，其实暗藏另一层意思——革命不成，哪来长久生意？
兄弟各忙各的，却常在澳门擦肩而过。镜湖医院门口那棵老榕树见证过奇怪一幕：雨夜，柯麟撑伞小跑，正平却佯装挑灯验货，彼此眼神仅仅一触，立刻错开。双方都不肯拆穿，因为各自所属的地下体系不同，任何“兄弟相认”都可能泄密。保密纪律严到近乎冷酷，但战场就是这样——亲情要让位于安全。

1941年日军封锁珠江口，港澳成了文化人士的“逃生窗口”。张发奎部队包围九龙那天，柯麟干脆把医院顶楼辟成简易避难所，三个月内接出五百多人；外界只说镜湖有个胆大的华人院长，无人敢联想到上海特科那个“10号”。同一时期，正平把南光公司注册资本扩大十倍，理由是“战时物价疯涨”，实则为掩护大批药材、无线电零件流向东江纵队。那年冬至，兄弟在观音堂后巷相遇，雨水淌下屋檐，“今晚月色不错，要不要去码头散步？”正平试探般问。柯麟摇头：“病房离不开人，改日吧。”短短一句推辞，是对组织底线的固守。
葡当局当然警觉。1948年，总督府发布第176号布告，规定在澳门公开展示赤色旗帜者“可判即刻驱逐”。可令总督始料未及的是，1949年10月1日清晨，镜湖医院屋顶与南光公司门口同时升起五星红旗，彼此相隔不过两百米。宪警冲进药房时，柯麟冷静地递上行医证；另一边，正平干脆站到门口，高声用粤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各位想买烟丝还是想抓人？”短暂僵持后，警棍放下，宪警只撕走红旗，兄弟却借此确认了彼此立场——无需多言，旗帜已回答一切。

升旗风波过后，澳门华人社会出现微妙变化。葡当局担心商界集体倒向北京，不敢立即动手；柯麟抓住空档，联合七位华人外科医生向政府递交请愿，要求撤销“华人只能当助手”的旧例。请愿书递上去整整39天，街头巷议沸沸扬扬，镜湖门诊每日爆满，病人用沉默的排队表达支持。第40天，行政厅让步，签字批准华人医生独立手术。那晚，医院灯火通明，手术台第一次没有葡萄牙医生旁站，麻醉机轰鸣声听上去像胜利号角。

1951年春，中央急需大批医疗骨干，华南分局调柯麟回穗主持中山医院。不少澳门市民送行，岸边旗帜轻晃，他转身嘱咐弟弟：“南光留给你，好好看着。”正平笑答：“放心，老字号不会断香火。”再无多话，轮船汽笛盖过人声，两人都清楚，各自任务还远未结束：一个要在新中国铺设现代医学体系，一个要在仍属殖民地的澳门守住爱国阵地。
岁月流逝，档案尘封多年才解密，人们这才拼凑出完整画面——代号10的医生与不挂号码的商人竟是一家人。有人感慨组织制度近乎残酷，也有人佩服兄弟能撑住长达二十年的沉默。无论评价如何，有一点不可否认：在那座狭小半岛上，他们把手里的手术刀和算盘都磨成了暗夜火种，让信息、药品、信念穿过封锁，最终汇进珠江，奔向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