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蒋军飞行员徐廷泽驾驶F-86战机起义归国，他后来的人生境遇如何？
1958年秋，金门炮火还在吐焰，台海两岸的雷达却已悄悄记录下另一场暗战——美制F-86与米格-17在高空频频试探，谁也不肯先让一步。正是在这种高压氛围里，台湾空军精英们日夜起降，奖章与处分往往只隔一层军帽。
转到1963年春，龙田基地的风依旧咸湿，飞行大队却弥漫着说不出的焦躁。例行点名后，副队长徐廷泽被叫到作战科，理由很简单：拒绝奉上所谓“孝敬”，飞行时数暂时归零。从1960年起他已拿下六块奖章，按理该是香饽饽，可特务机关一句“思想可疑”，就让座舱盖对他紧锁。有人悄声感叹：“徐上尉，别较真了。”他只是把航线图折好，没回应。

夜里，广播里传来闽南口音的天气预报，信号忽强忽弱，却足够让一名飞行员反复比对风向、云底高度和燃油里程。几周后，他在旧皮夹里夹进一张手绘海峡剖面图，选定福州机场作为降落点。没人知道，他已把最后一次实弹射击训练当成“单程票”。
F-86“佩刀”能在11000米保持0.9马赫巡航，外挂副油箱可再延长150公里续航，这些数据徐廷泽了然于胸——这是他敢孤飞横越海峡的底气，也是台湾指挥所最忌惮的因素。一旦失去无线电控制，拦截窗口只有不到十分钟。
1963年6月1日07时45分，四机编队升空。爬升到6000米时，他突然切断话音电路，左翼僚机在频道里急喊“二号，通讯故障？”。下一秒，二号机俯冲脱离编队，一路向北。追击命令立刻下达，但值班战管需要先确认他是故障还是叛逃，这不到半分钟的犹豫，为海面上那条白色尾迹赢得了宝贵距离。

云层里气流猛烈，座舱抖得仪表指针发花；更棘手的是，台军两架F-86已咬尾进入射程。徐廷泽抛掉副油箱，机身轻了近四百公斤，一个滚转后滑进低云。雷达幕上一片杂波，追击机只能盲目搜索。08时57分，他看到福建沿海的斑驳绿色，雨帘正好掩护航线。
09时05分，福州机场警报长鸣，一架陌生F-86降落在跑道。塔台短暂沉默后传来短促询问——“机号、身份？”座舱盖打开，飞行服淋得透湿的男子高声回答：“中国空军飞行员徐廷泽！请求编队！”地勤小跑过来，握着机翼边沿愣了几秒才回神。

三天后，北京西长安街，国防部礼堂里授衔证书递到他手中，军衔定为少校。一位年长将领拍着他的肩膀：“技术是国家财富，人也是。”22日，叶剑英元帅在办公室端茶相迎，问：“海峡风浪大吧？”徐廷泽敬礼：“浪大，人心更大。”25日，中南海怀仁堂灯光温暖，周恩来嘱咐：“有什么困难，直接找组织。”徐廷泽答：“请给我新的飞行任务。”
接下来的十多年并非坦途。政治运动浪潮起伏，他被派到闽北农场劳动，白天插秧，夜里写心得。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摆手：“飞机遇乱流照样飞，换条航线而已。”1973年起，他先后三次递交入党申请，终于在1978年9月正式宣誓，党龄比飞行年资短，却同样珍惜。

进入80年代，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偶尔受邀到航空院校讲课，解析F-86的气动布局，年轻学员听得津津有味。一次课间，有学员问：“老师，如果再给一次选择，还会那样飞吗？”他笑了笑：“只要方向对，航迹就不会白留。”
1996年冬，他病逝于北京，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那张泛黄的手绘海峡图，边角已磨得模糊。图背面写着一句小字——“山河无恙，方敢解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