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弟子人生坎坷，曾被林徽因严厉斥责，最终晚年凄惨收场，他的经历让人唏嘘！
1957年深秋，北京西便门外的灰墙轰然倒塌，尘土中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刚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城墙的碎石滚落，像是将六百年旧京的骨骼一并碾碎，也隐约预示着一位史学家的命运转折。
若把时间拨回三十年前，1929年，20岁的浙江义乌青年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听胡适讲课。那堂课谈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记了一整本笔记。翌年夏天，他跟随胡适北上，成了燕京大学图书馆里最忙碌的助理，从白天归档古籍到深夜誊抄《资治通鉴》标点。明代史料浩如烟海，他硬是一卷卷抄清、圈点、批注，半年下来，右手食指关节肿得像核桃。

风云骤变始于抗战爆发。1937年，他转赴西南联大任教。枪炮声震得讲堂屋瓦直颤，他却坚持在煤油灯下讲“张居正改革”。一次课堂间隙，有同学问他为何研究古代政治？他答：“映照今事，未必全无用处。”那时起，他加入民盟，明确主张联合抗日，对蒋中正政府的消极抗战直言不讳，与胡适的温和改良路线渐行渐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政权急需懂史、懂城建、又能写文章的人。吴晗受命分管文化与市政，两难也随之而来：一边是推土机的轰鸣，一边是梁思成、林徽因递来的保护方案。京城内外争论激烈，会上甚至有人忍不住拍桌子。“城墙挡发展！”“老城就是命根子！”短短几句火花四溅。林徽因当场质问：“拆了以后，这段历史拿什么证明？”吴晗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百姓要路，城墙挡路。”声音低，却决定了最后的走向。

不得不说，拆墙背后远不止修路那般简单。中央急于在废墟中重建首都交通骨架，测算认为城墙每阻断一条干道，公交和军车都得绕行数十里。吴晗认定，“舍旧谋新”是对的方向，于是签字拍板。短短几年，数十公里城垣消失。遗憾的是，那一砖一瓦本可与紫禁城、十三陵同列世界遗产。
拆墙并未冲淡他在学术上的锋芒。1956年，他整理完《明史日记摘抄》，又将《海瑞罢官》写成历史剧本。作品本是借古喻今，劝谏为政者体恤民艰，却在1965年被扣上“影射当政”的帽子。批判风暴骤起，他的讲义被查封，书桌被贴满大字报。

1966年的一次批斗会上，面对喊声与拳脚，这位曾在课堂上口若悬河的教授被迫低头。“说，你的‘海瑞’究竟影射谁？”一声厉喝，换来的是虚弱的回答：“只想说史学的良知。”回答淹没在嘈杂里，没人再听历史考证，只剩口号与棍棒。

在狭窄的“牛棚”里，他仍写札记，密密麻麻的边批爬满旧报纸。到1969年10月，重病缠身的他被送往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10月11日凌晨，60岁的心脏停跳，留下几页未完稿的《顾炎武年谱》草稿。门口的守卫看着病房灯光熄灭，低声嘟囔了一句：“一个写明史的，终被历史写走了。”
多年后，人们回望那段尘封档案，才发现吴晗一生几乎每天都在做选择：向古籍要真相，向现实求施展，却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才华、担当与错位的抉择交织，让他的名字既刻在学术目录，也黯淡在政治风雨。城墙拆了，不少人至今唏嘘；书尚在，纸页却再也等不到作者的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