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元年间，洛阳城忽然爆发了一种怪病。病人先是发烧、呕吐，然后浑身起满黑紫色的斑点，不出一旬便气绝身亡。疫情来势凶猛，药铺里的药材被抢购一空，棺材铺的生意好得不像话。官府贴出告示，禁止聚会、关闭集市，可病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多。

郑德言是个不得志的书生，寄住在城南一座破旧的宅子里。他没什么钱，也买不起那些昂贵的药材，只好每天闭门不出，权当隔离。

可怪事，就从这间破宅子里开始了。

那夜月色昏黄，郑德言因隔壁传来的哭声而辗转难眠——隔壁张家的小儿子昨夜刚刚咽气。他索性披衣起身，摸到窗边透气。

就在这时，他看见院子外面的土路上，有三个人影正鬼鬼祟祟地朝这边走来。

三个人都穿着灰黑色的短褐，头上戴着斗笠，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其中一人肩上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另一人手里提着一只木桶。他们在郑德言宅子对面的几户人家门前停住，放下麻袋，从木桶里舀出什么东西，泼洒在门槛和院墙上。

泼完之后，三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郑德言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小时候听老人说过，瘟疫肆虐时，常有“疫鬼”趁夜出没，往人家门上涂抹疫毒。可他不信鬼神，他信的是——有人在做手脚。

第二天一早，他跑到那几户人家门口查看。门槛上和墙根处，确实有一片湿漉漉的痕迹，颜色发黑，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他蹲下身，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鼻尖闻了闻——不是普通的水，像是某种腐烂的动物内脏泡出来的汁液。

当天下午，那几户人家中，有两户开始有人发烧呕吐。

郑德言没有声张。他找到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老郎中孙伯，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孙伯。孙伯捋着胡须想了半天，压低声音道：“你见过那几个人长什么样？”

“没看清，但他们肩上扛着麻袋，手里提着木桶，像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

“今夜咱们蹲守，看他们从哪里来。”孙伯说。

当晚三更，郑德言和孙伯躲在巷口一座废弃的磨坊里，死死盯着那条土路。果然，那三个人影又出现了，还是同样的打扮，同样的动作。

郑德言和孙伯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三个人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了城东的一片荒地上。荒地尽头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窗户用黑布遮得严严实实，门缝里却透出昏黄的灯光。三人推门进去，郑德言伏在窗外，透过布帘的缝隙往里看——

土坯房里堆着几十个麻袋，地上散落着各种瓶瓶罐罐。几个壮汉正蹲在地上，从麻袋里掏出腐烂的动物内脏，丢进一口大锅里熬煮。锅里咕嘟咕嘟冒着黑泡，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旁边还有一个小隔间，里面堆着成捆的草药和贴着红纸的药包。

一个穿绸衫的中年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攥着一本账册，正对几个手下吩咐着什么。郑德言隐约听见几个字：“……西市已经卖断了……这批药再涨三成……”

他什么都明白了。

有人在故意制造疫情——他们在城中各处泼洒腐烂的动物秽物，污染空气和水源，让人感染恶疾。等百姓纷纷病倒，他们再高价出售所谓的“特效药”，大发横财。

郑德言连夜赶到县衙，击鼓告状。县令起初不信，说“疫鬼之说纯属无稽”。郑德言把跟踪所见一五一十地说了，又让孙伯作证——孙伯行医多年，一看那些土法熬制的药包，便知全是粗制滥造的假药，毫无疗效可言。

县令当即点起二十名差役，随郑德言赶到城东那间土坯房。房门被踹开时，那几个穿绸衫的中年人正在打包行李，准备天亮前逃往他处。

屋内搜出的东西触目惊心：腐烂的动物尸体多达数百斤，假药包上千副，账册上记录着近一个月来他们的“生意”——哪个街巷泼了毒，哪家药铺的存货被他们提前买断，哪家棺材铺跟他们分成，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为首的绸衫商人姓钱，是洛阳城里有头有脸的大药商。他见事情败露，瘫软在地，只反复念叨着一句话：“鬼迷心窍……鬼迷心窍……”

钱某等人被押入大牢，按“投毒害命”之罪判处斩刑。他们的“特效药”被当街焚毁，所有非法所得充公，用来救助病患。

县令下令清理全城的水源和街巷，焚烧可疑污物，并张贴告示，教百姓用石灰水消毒，用生姜甘草汤预防。疫情在半个月内得到了控制。

郑德言因为揭发有功，被县令聘为幕僚，专门负责巡查此类奸邪之事。

多年以后，郑德言坐在县衙的书房里，提笔写下这件事。有人问他：“你当初就不怕那几个人真是疫鬼？不怕他们报复？”

郑德言笑了笑，说：“疫鬼？哪有什么疫鬼。要真有疫鬼，它们也不会辛辛苦苦地熬烂肉、做假药、记黑账——那是人的手艺。”

“这世上最可怕的疫病，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是有人故意撒的。而撒毒的那只手，不是鬼爪，是人手。”

他放下笔，望向窗外。

阳光正好，街市上人来人往，再没有人往门槛上泼脏水了。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所谓的“疫鬼”，不过是人心的贪欲。只要有人盯着，有人追着，有人不放过它——

它就不敢再来。

（改编自《宣室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