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迁入珠三角广府地区，大大促进了当地原住民的汉化进程，使得本土汉越族群的融合，得以快速发展起来。

唐宋时期，特别是宋元之后，是北方中原移民(客家先民)，大量迁入广东、珠三角等地的高峰时期。可以说，自张九龄开凿梅关古道之后，才打通了北方中原地区客家先民，入粤更加便捷的核心通道。

张九龄，自开辟梅关古道之后，那里便成为了北方中原移民(客家先民)，特别是粤赣闽山区一带的客家人，继续方便南下粤中、珠三角等地的关键节点。

故而，自梅关古道打通之后，赣地的中原移民继续沿着赣江、梅关进入粤北、东江流域，又大量的迁入了惠州、韶州等大片客家人聚居地。而这批南下的客家人，沿着东江再顺流而下，由于频繁往来于增城、东莞、番禺一带经商、垦荒。从而，大规模的，又把北方相对完整的中原宗族礼制、民风民俗，一并都带入珠三角民间。所以，这对当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开元四年，张九龄终于主持拓宽修缮了大庾岭梅关古道。要知道此前，由于大庾岭山路狭窄险峻，中原百姓、商旅南下也多为绕行而来，故而，通行成本极高；自修整过后，大道平坦，还连通了赣江流域与粤北浈江，从而形成“赣←→粤”陆路黄金通道。因此，彻底的改变了岭南交通格局，也为后世历次中原移民南迁，铺下了关键的路径。

随着唐宋以来，北方战乱（安史之乱、五代割据、宋室南渡）背景下，中原移民大南迁时，就不再仅仅只能选择走闽西的山道了。当时，大量中原移民(客家先民)，已沿着赣江南下至了赣州，再翻越梅关，从而进入了韶州（今韶关），进入南雄。因此，粤北地区也就早早的，形成了连片的客家人聚居地。

可见，入粤的客家先民，起先多是只扎根于粤北韶州(客家五州之一)，之后，再顺着东江流域，继续向东、向南迁徙：
他们，沿着东江上游的始兴、龙川、河源; 中游的惠州，一路沿江垦荒定居。惠州、循州，从而也就成为了唐宋至明清时期，客家人聚居地的核心大本营。自此，宗族聚落成片成型，完整保存了北方中原地区的门阀宗族制度、耕读传统、婚丧礼乐。中原雅言正音的古汉语--河洛话(古代洛阳话)得以在此世代传承。

做为外来的北方移民，这些客家民众，也并不仅仅的只局限于定居在当地。相反的，由于东江航运上的便利，这些客家移民，更多的是常年顺流南下经商，不断的去拓殖：
于是，不少人又沿着东江直达下游的增城、东莞，再延伸至番禺(广州)、南海等珠三角腹地。由于长期混居行商于珠三角等地，不少家族更是直接的就在当地置田建村，形成了很多散居的客家村落。以致后来，大多都融入到了广府当地的土著人当中，形成了新的汉越族群。

可以看出，这些自北方中原地区，赣、粤北南下的客家移民，由于携带了相对完整的中原文化体系，所以，直接给珠三角当地，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给当地带来了多重的改变：

首先，珠三角早期村落，原本多是本地百越土著，故而并无完善的宗族制度体系。只是随着客家移民的到来，很多北方宗族制度，才得以在当地落地，并很快的普及开来。

所以，那些原本在中原地区的汉式礼俗，比如祠堂修建、族谱修撰、族田公产、宗族祭祖礼法，也正好随着移民，而大规模的传入当地。由于客家人，历来保留着北方人聚族而居、重血脉溯源的习惯，从而，带动了广府地区原住民，也开始兴起建祠、联宗、祭祖之风，从而，奠定了岭南宗族社会基础。

其次，当时北方先进的农耕与商贸技术，有机的融入到了当地发展。客家人，将中原先进的梯田耕作、水利灌溉技术，再结合东江航运的商贸经验，极大的推动了珠三角河滩、洼地开垦，水陆商贸网络的进一步兴盛。从此，往来贩运物资的客家人，打通粤北山区与珠三角平原的物资流通，促进了当地贸易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客家人把北方中原人的民风民俗、语言，以及生活习俗，都交融到了珠三角等地。
唐宋时期的中原古礼俗，无论足婚嫁六礼、丧葬仪轨、岁时节庆……也一并随着移民的到来，而传入当地；由于客家话，为唐宋中原官话口音而来，所以，承载了大量中古汉语特点，不断的又与当地俚语互相渗透融合，深刻的又影响了现在的广州话；还有祭祀、扫墓、中秋、过年等等北方人才有的传统仪式，大量的融入当地族群后，又再次形成了岭南地区，当地共通的民间习俗。

所以说，张九龄开辟梅关古道之后，打通了中原人南迁、赣粤交通要道的口形成，让大批大批的中原移民，经由江西翻越岭南，定居在了粤北、东江流域，从而形成惠州、韶州等客家聚居区。

并依托东江航运，客家民众持续南下到了增城、东莞、番禺等地垦殖经商。他们将完整中原宗族制度、传统礼乐与农耕风俗，一并带入了珠三角。中原文化，也借由客家移民的到来，广泛传播至了珠三角等地。从而，重塑了岭南民间社会结构，极大推动了中原移民文化，在珠三角地区经济与民俗文化中的融合，促成了客家文化在珠三角广府地区，汉越民族长期交融共生的过程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