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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人心，就更关键。

外部角度一支从南到北，翻雪山，过草地，被围追堵截无数次的队伍，按一般逻辑，士气早该松散，体力、信心、期望值都在下降，能活下来就不错，哪里还顾得上高昂斗志。

但进入这支队伍内部，会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长征途中，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在跟着走，不是靠喊口号，而是把组织体系、党支部作用、政治工作制度挂在身上带着走。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红军官兵的心理很直观，指挥权回到实事求是、懂打仗的一方手里，队伍心里有依靠。总政治部一份份文件下到连队，强调支部建在连上，强调党支部是战斗堡垒，是最前线的组织中心。

一些在行军途中掉队受伤的战士，被失散的干部一个个找回来，临时组成党支部，重新捏成战斗单元，靠着“跟党走”的信念，硬生生再三过草地，重新回到主力队伍，这种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再整队。

路上办流动红军大学，办列宁室，行军学习两手一块抓，战士背包上挂着识字牌，路上一边走，一边认字，一边讨论，队伍在流动，思想也在流动，政治委员、指导员，在雪山脚下组织上山比赛，在草地边缘做动员，讲团结互助，讲“有力的帮无力的，先过去的帮后面的”，官兵一起熬饥饿，一起过危险地带。

这些细节叠加起来，构成一种气场，这支队伍不是靠恐惧在前进，是靠清楚自己为什么在走，知道为什么而战，为什么不能散，这种清晰感，就是士气的根。

到了吴起镇，战士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一仗不只是又一次交火，是长征的收官，是向陕北人民证明自己的机会，是给新根据地的第一声回答。能不能站住，能不能扎根，能不能从这里再出发，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这一仗里。

毛泽东对这支队伍的信任，也是从无数次生死战斗中一点点累出来的，他读得懂这些人，知道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咬住牙，也能执行复杂的战术部署。战场设计得足够清晰，政治动员做得足够深入，火力配置得当，他就敢放手让部队去打，敢在最关键的时候睡那一觉。

从更长的时间轴吴起镇不是一场孤立战斗，而是一个阶段的，是一种军事风格走向成熟的标记。

回头看毛泽东的作战轨迹，从井冈山开始，他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山林游击，红军打的是敌人大部队的缝隙，是进出山林间的灵活，有时候打一仗，隐藏一阵，又跑到另一片山里，是保存力量，是寻找机会。

中央苏区时期，前三次反“围剿”，他提出诱敌深入，大步进退，把运动战概念拉出来，把敌人的主力拖进根据地外围，用地形和情报优势做文章，这种打法，在当时很新，和那种固定阵地苦撑的思路不一样。

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权偏向教条，机械防御，硬守碉堡，后果是一目了然，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惨重，力量锐减，从八万多变成三万左右，这一课非常重，血的结果告诉大家，照搬别人模式，脱离实际，是要付代价的。

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成为经典，被称作“得意之笔”，反复变换方向，迷惑敌人，诱导追兵抻长阵线，再抓机会打掉一块一块，把“走”和“打”结合在一起，真正把运动战用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