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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直接协调下，全营一鼓作气冲向关口。

突击连连长带着队伍翻出一道残破的石阶路，绕过敌人正面火力，从侧后发起突然冲击。

敌人阵脚大乱，守关营顷刻崩溃。

5月1日，剑门关飘扬起红军战旗。

剑门关战斗的彻底胜利，是全歼守敌四个团，长时间拦路的川军防线彻底垮掉。

此战之后，陈五和被提升为副团长（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副团长）。

他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撰写过一篇军事回忆录，叫《攻克剑门关》，把战前的每一个准备细节和战斗过程中的组织调度复盘得很透彻，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素材，文中呈现的指挥员冷静果断的风格，与其战时表现一脉相承。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1936年10月，三路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陈五和到达陕北后不久，被选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红大设在保安的一排窑洞里。

学员中有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从白区回来的骨干。

陈五和的文化底子极薄，“泥腿子”出身，小时候一天学没上过。

在红大学习，听课受限于识字量，笔记全靠自己摸索出一套记号系统。

刘伯承讲战役指挥时，把理论讲得深入浅出，陈五和拼命用脑子记。

他钻到窑洞外借着月光复习，把班长教给他的战术术语一个个写写画画，直至滚瓜烂熟。

正是在抗日军政大学期间，陈五和完成了从身经百战的基层指挥员到系统地理解现代军事理论的中高级干部的关键转变。

同期学习的也有一些后来名震天下的将领。

陶勇少言寡语，王必成思考问题时常脸沉如水。

都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自然亲近些。

不过他们不曾想到，这批同期从抗大奔赴新四军的五十多名原红四方面军师团级干部，会在完全不同于北方的陌生环境中接受考验。

红大毕业后，陈五和接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六团团长职务。

当时二十六岁的陈五和，已经有了近七年的实战锤炼。

在团长岗位上处理部队管理、训练与作战任务，他开始真正面对全团几百名官兵的吃饭、行军和牺牲的统筹工作。

同一时间，陈赓正在进行着他的个人历练。

长征路上两人尚无紧密合作，陈赓是干部团团长，率领着特殊编制的精锐队伍。

此时此际，一个在中枢机关带队行进，一个在前沿营连摸爬滚打。

两根线还没牵到一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

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

新四军初建，缺人。

缺的不是兵员，是有斗争经验的中层和基层干部。

毛泽东同意叶挺的请求，从延安抗大毕业后的一批红四方面军师团级干部中点名挑选了一批人，南下充实新四军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