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说：“我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病逝了。
1975年春天，他以为自己终于能去台湾地区见亲人、找旧人，没想到刚刚踏上这条路，蒋介石去世的消息就传来，后面的门也越关越紧。他曾经参与迫害进步人士，也和一些严重历史案件有牵连。
到1949年前后，国民党在西南败局已定，周养浩在昆明被捕，随后被列为战争罪犯关押。二十多年过去，他从一个掌握他人生死的特务人物，变成了等待处理命运的囚犯。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在押战争罪犯获得特赦，周养浩也在其中。特赦意味着他恢复了人身自由，也意味着他必须重新面对一个早已不属于他的时代。
有关方面给了这些被特赦人员选择去向的机会。有人愿意留在内地生活，有人想去香港或海外投亲。
周养浩没有绕弯子，他提出去台湾地区，理由也很直接：那里有亲人，也有他追随过的旧政权。和他一同提出去台湾地区的共有十人。
对这些人来说，台湾地区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而是他们过去半生的终点想象。他们觉得，只要能过去，至少能见到家属，至少能把余生安顿下来。
手续最初并不复杂。1975年4月5日，十人赴台湾地区的申请获得批准。
可偏偏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台湾地区病逝。周养浩想投奔的人，已经走到生命尽头；台湾地区内部的气氛，也随之变得更加敏感。
这件事的微妙之处正在这里，周养浩以为自己是去投奔旧主，可旧主已经不在，台湾地区方面此时更关心权力交接和内部稳定，对于这批从大陆获释的旧国民党人员，警惕远大于接纳。周养浩最在意的，还是家人，他离开家人太久了，久到亲情已经不再是一封信、几句话就能接上的东西。
他想去台湾地区团聚，也想给过去的自己找个落脚点，可现实没有给他这种体面。台湾地区方面对他们的身份十分顾虑。
十人都不是普通返乡人员，很多人过去在军政系统里有位置，有的人还牵涉旧案。台湾地区相关机构担心他们身上有特殊任务，也担心接纳之后引发更多类似申请，于是把门挡住了。
等待中，十人的心态开始分化。有人意识到此路不通，开始考虑返回内地；有人另寻海外亲属；有人继续托关系、写信、打听消息。
周养浩属于最不愿放手的那一类，他不甘心在香港就这样停住。6月4日，同行人员张铁石在香港自杀身亡。
这件事让原本压抑的局面更加沉重。一个从关押中重获自由的人，没有倒在牢门里，却倒在通往台湾地区的半路上，这对其他人是很大的刺激。
后来，部分人员选择返回内地，内地方面予以接收，也有人转往其他地方，周养浩继续留在香港周旋了一段时间，可台湾地区方面始终没有真正打开大门。他的执念，最终没有换来入境许可。
1975年11月12日，周养浩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投靠亲属。这个结果很有意味：他心心念念要去台湾地区，最后却去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异国。
所谓“投奔旧主”的路，走到一半就断了。他不再是过去那个特务系统里的人物，也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旧部欢迎。
历史翻篇后，很多旧关系看似还在，真正需要承担责任和风险时，却未必有人愿意伸手。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病逝。
他的后半生，像一条被多次截断的路：先是旧政权崩塌，再是长期关押，特赦后想去台湾地区却遭拒，最后漂到海外。每一步都能看出，个人命运离不开时代大势。
他以为台湾地区还是旧日熟人可以依靠的地方，以为蒋介石还会成为他的精神归宿，可现实已经变了。旧阵营并没有因为他的忠诚就接纳他，也没有因为他想团聚就放下戒心。过去留下的账，不会因为时间久了就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