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鸡的红线女，唱过王昭君，也打过贼人。
她不是突然变的，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2000年那个晚上，家里进了贼，她抄起棍子就追，边打边喊“打打打”。
几年后她说“我要把鸡喂好”，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今天买了青菜。
没人想到，这两件事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她的身子自己决定要怎么做。

她早年在澳门唱戏时，观众里坐着地下党，台词里藏了抗日话。
不是谁教她，是戏台子底下人多、事急，唱着唱着就知道该怎么搭把手。
“红线女”这名字，也不是图好听，她后来讲过，《红线盗盒》里的红线，是悄悄做事、办成大事的人。
五十年代她捐钱抗美援朝，改剧本写民族和解，不是上面压下来才动。
毛主席在中山纪念堂看了她演的《昭君出塞》，点点头。
那会儿她没觉得是“被提拔”，倒像两个人各自干了该干的事，刚好对上了。

文革时下放英德农场养鸡，她走台步喂鸡，心里默唱二黄。
鸡不吃食，她不急，蹲那儿看半天，慢慢调喂的节奏——像调气口。
“把鸡喂好”不是认命，是手里只剩这点事可抓，那就把它抓实。
她总说“不记仇”，也不说谁错了。
2000年赶走贼人后，她问对方：“为什么不工作？”
这话听着普通，其实和她信的那套一模一样：人得干活，活要有根，根在土地、在鸡、在观众。

她妈妈是西关人，说话办事从不飘着。
她没说过多少大道理，但从小听的、见的、做的，都往一个方向去。
信的不是谁的脸，是那些年她亲眼看到的——饿过的人分粮，乱过的地方有人修戏台，贼来了她能抄棍子。
晚年她很少提当年的戏，但家里墙上还挂着昭君出塞的剧照。
旁边是张她蹲在鸡棚前的照片，手沾稻草，眼睛亮着。
有人问她后悔不，她摆摆手：“鸡吃饱了，戏就不会丢。”

喂鸡的红线女，唱过王昭君，也打过贼人。
她把鸡喂好，戏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