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归结为战略短视、政策失误、军事失利、内部腐化和阶级局限。

1）流寇主义根深蒂固，缺乏稳固根据地

大顺军长期“打一城、弃一城”，始终没有建立起能持续提供兵源、粮饷的成熟根据地。进北京后，仍用掠夺方式供养军队，没有完成从“造反”到“建国”的治理转型，政权基础极其脆弱。

2）进京后政策严重失当，迅速丧失人心

追赃助饷扩大化：拷掠明朝官员，不论贪廉一律逼索，将整个士绅地主阶层推到了对立面。

军纪松弛：入城后未能有效约束部队，士兵滋扰百姓，民众由期盼迅速变为失望。得民心难，失民心只在一瞬间。

3）战略判断接连失误，山海关一败涂地

错判吴三桂：既未能招抚，又未果断歼灭，逼其投降清军。

轻视关外清军：对满洲八旗的战力与野心认识不清，贸然率主力赴山海关与吴清联军决战，大败后精锐尽失，再也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4）领导集团迅速腐化，内部离心

入京后牛金星等人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刘宗敏等将领沉溺享乐，农民领袖的朴素作风迅速蜕化。李自成又猜忌功臣（如错杀李岩），进一步削弱了凝聚力。

5）阶级与时代局限，无法提出替代性政治纲领

农民军可以“均田免赋”动员底层，却提不出治理天下的政治蓝图。

当旧王朝崩溃后，无法整合官僚地主阶层重建秩序，只能重复旧式游民武装的道路，最终难以抗衡已建立成熟国家机器的清朝。

综上，李自成的悲剧，既是个人与领导层的决策失败，更是旧式农民战争在缺乏先进阶级领导时难以超越的历史困局。

正如后来总结的那样：“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功败垂成，引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