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特务张树桥落网，面对审讯，张树桥语出惊人：“不怕告诉你们，我的同伙是华北军区的参谋长，你们还不放了我！
真正把这桩旧案推到风口上的，不是一名特务被抓，而是一张介绍信。1951年春天，石家庄中海炼油厂发现了一个危险人物。
此人名叫张树桥，表面上是被介绍来工作的普通职员，背后却藏着复杂经历。4月28日，石家庄市公安局将他逮捕，随后查出的材料，让办案人员不敢掉以轻心。

炼油厂不是一般地方，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工业生产、能源保障、交通运输都在恢复和建设之中。那时朝鲜战场仍在激烈进行，后方重点工厂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生产和防务。
一个身份不清的人混进这样的单位，本身就已经不是小问题。张树桥被抓后，为了给自己找退路，便把王长江拉了出来。
后来一些文章把这段写成他在审讯中高喊：“我的同伙是华北军区的参谋长。”这句话流传很广，听起来也很有戏剧性，但从目前能查到的1951年处分材料看，文件并没有记录这句原话，也没有把王长江写成当时的华北军区参谋长。
公开材料显示，王长江当时的职务是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校党委委员。他此前确实在华北军区任过副参谋长，也参与过重要军事工作，所以张树桥一旦攀扯到他，影响自然不小。
可是写历史不能只看故事热闹，职务和时间一错，读者就容易被带偏。张树桥为什么敢把王长江搬出来？
1930年前后，王长江还在旧军队任职时，张树桥曾是他的副官。多年过去，到了1951年1月31日，张树桥突然找上门来，以旧部下身份诉苦，说自己生活困难，希望王长江帮他谋一份工作。
这一步，正是整件事最危险的开口，王长江没有把张树桥交给组织和保卫部门先行核查，也没有按规定报告。他把人留下住了四十多天，还允许张树桥在学校里走动，甚至出入自己的办公室。
对一名来历复杂的旧部来说，这已经越过了安全边界。更糟的是，学校有人发现张树桥偷抄组织系统表，并向王长江提醒。
正常情况下，这种行为足以引起高度警惕。可王长江仍然没有及时追查，还用“旧军队也有类似做法”去解释。
这种判断，明显低估了当时敌特活动的危险性。为了帮张树桥找工作，王长江还写了介绍信，并作出担保。
处分材料中提到，他曾在介绍信里表示，张树桥的品质道德“有相当修养”，自己“了解甚详”，还愿意负责任。问题在于，他所谓的了解，更多来自旧日关系，而不是组织审查。
张树桥写自传时，王长江还替他修改了一些内容。公开材料显示，张树桥原本有富农成分、旧军职务等问题，王长江在修改时淡化甚至删去了部分不利内容，还添加了一些看似积极的表述。
这样一来，张树桥的真实面目被遮住了，进入重点单位的阻力也被人为降低。3月18日，张树桥被介绍到石家庄中海炼油厂，看似只是给旧部安排一个饭碗，实际上却让一个可疑人员接近了重点工矿单位。
张树桥到厂后并不安分，继续接近各类人员，打听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情况，还与外界秘密通信。后来在检查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不少问题材料，包括高级步校组织系统表、华北军区司令部和陆军学校相关信封信笺，以及中海炼油厂建设计划等内容。
这些东西出现在张树桥手里，足以说明他的活动并不单纯。从案件性质看，王长江并不是张树桥的同伙，公开处分材料也没有把他定为参与特务活动的人，他的问题，主要在于政治警觉不足、组织观念薄弱、擅自担保、帮人粉饰经历，客观上为张树桥进入重点单位提供了便利。
这也是这起案件最值得反复琢磨的地方。一个人没有主观通敌，不代表没有责任；一时心软，也不能成为破坏制度程序的理由。
尤其是在重点单位、军事学校和涉密岗位面前，人情不能替代审查，熟人不能绕过规矩。1951年11月12日，华北军区党委会作出决定，给予王长江留党察看二年、行政降职降级处分，由副军级降为正师级。
这个处理并不轻，因为当时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组织需要用明确态度告诉干部：任何身份、任何功劳，都不能凌驾于纪律之上。王长江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1952年6月，他被重新起用，调任山东军区菏泽军分区副司令员；1955年7月升任菏泽军分区司令员，同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他又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78年11月17日，王长江在济南病逝，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安葬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从1951年这起案子看，张树桥的狡猾并不只在于搜集材料，更在于他懂得利用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