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喇叭里我的名字一出来，整个田埂上，上百号人瞬间安静了。
那是一份工农兵大学的名单。
周围的脑袋，不是惊喜地扭过来，而是带着一种看怪物似的眼神，直勾勾地扎在我身上。我看见大队书记的儿子，就站在不远处，他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人选。此刻，他正低着头，用脚尖反复碾着一块泥巴。
空气里全是问号。
因为我是个外人，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这儿无亲无故，跟大队里任何干部都说不上一句话。我没送过礼，没请过客，口袋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张高中毕业证。
窃窃私语像蚂蚁一样爬满整个场院。“怎么是他？”“书记家那个呢？”
我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看向站在办公室门口的书记。他没看他儿子，也没看别人，就那么远远地、面无表情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脸上找出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那一刻，我手里那把锄头，突然重得像座山。
后来总有人说，那个年代，没关系想都别想。
可他们不知道，那天下午，一张薄薄的、写着我名字的红纸，就那么贴在土墙上，风吹得哗哗响。它什么都没说，却好像把所有人都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