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选举副市长，毛主席嘱咐陈毅：你去上海给荣毅仁拉拉票。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让陈毅给一个“资本家”拉票呢？
1957年1月，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进入选举环节前，陈毅专门向与会代表介绍荣毅仁，并转达毛主席希望大家支持他担任副市长的意思。
一个曾经掌管庞大家族企业的工商界人士，为何会被推到上海市领导岗位上？答案并不只在荣毅仁个人身上，更在当时上海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里。

那时的上海，刚刚完成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变了，真正困难的事情却刚刚开始。
工厂怎样继续生产，原料如何调配，工人和原经营者怎样配合，原有管理经验如何保留下来，这些问题都不能靠一句口号解决。上海需要熟悉企业运行，又能同工商界沟通的人进入政府工作。
荣毅仁恰好具备这种少见的条件。他出身荣氏家族，从年轻时起就接触纺织、面粉等实业，对工厂经营、资金周转和市场变化并不陌生。
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没有把自己的选择停留在观望上，而是一步步用行动表明态度。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荣氏家族内部对去留意见不一，一些家人去了海外，荣毅仁也曾考虑离开。
后来，他看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秩序，也接触到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的政策，最终决定留下。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因为当时市场萎缩、原料紧张、运输不畅，企业经营随时可能陷入困境。
荣毅仁留下后，没有把企业关起来等待形势明朗，而是配合恢复生产，参加工商界活动，也就税收、经营和劳资关系等问题与政府沟通。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响应捐献和增产号召。
对当时的上海来说，这种态度很有现实意义：工商界有影响的人愿意站出来，往往能带动更多企业稳定下来。真正让中央对他形成更深信任的，是公私合营中的表现。
1954年前后，荣氏企业开始推进公私合营。到1956年上海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高潮时，荣毅仁没有拖延，也没有暗中转移资产，而是主动配合，把所属企业纳入合营轨道。
荣氏企业规模大、社会影响广，他的行动对其他工商业者产生了明显示范作用。这也是毛主席让陈毅为他争取选票的第一层考虑：荣毅仁已经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家账本的企业主，而是愿意把个人事业同国家建设连接起来的工商界代表。
让这样的人进入市政府，不只是对个人的认可，也是在向工商界说明，只要真心拥护新制度、愿意为国家做事，就有机会承担更大责任。第二层考虑，是上海需要他的专业本领。
公私合营以后，政府干部懂政策，但未必都熟悉企业经营；原企业人员懂生产，却又需要适应新的管理方式。荣毅仁处在两者之间，既知道工厂如何运转，也理解工商界的顾虑，还能把这些问题说清楚。
由他参与市政府工作，有助于减少隔阂，让政策落实得更稳。第三层考虑，是团结更多人。
上海是全国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工商界人士数量多、影响大。改造完成后，如何让这些人安心工作、继续贡献经验，是一项细致工作。
荣毅仁在工商界有声望，他担任副市长，能让不少人看到，过去的身份并没有把未来的道路堵死，关键还要看实际行动。陈毅在会上为荣毅仁讲话，也正是围绕这些内容展开。
他没有把荣毅仁说成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人，而是强调荣家企业对恢复生产的作用，强调荣毅仁在公私合营中的态度，也强调上海今后管理合营企业需要懂经济、懂工业的人才。所谓“拉票”，其实是一场公开而明确的用人说明。
1957年1月9日，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这个职位对他来说，不只是身份变化，更意味着责任发生了根本转变。
从前，他主要考虑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此后，他要站在全市角度考虑工业、生产和工商界工作。他也由一名民族工商业者，逐步成长为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人物。
改革开放后，他又参与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作用。1993年，他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回头再看1957年的那次选举，可以发现，当年的安排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建立在长期观察和实际表现之上。毛主席看中的，也不是“资本家”这个标签，而是标签背后这个人做了什么。
荣毅仁选择留下，愿意恢复生产，主动配合改造，又具备管理工业的经验，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当时上海少有的合适人选。国家建设不能只靠一种经历、一个群体，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否定他的全部价值。
只要方向一致、行动可靠、确有本领，就应当给他位置，也要求他承担责任。荣毅仁后来几十年的工作，证明那张选票投给的不只是一个人，更是对团结、信任和实干的一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