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战役打完，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一头扎进副司令员邓华的指挥部。
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又长又晃。
杜平嗓子哑得像在吞沙子：“老邓，我顶不住了。部队摊子太大，你跟国内反映下，换个能力强的来吧。”
屋里死一般地静。
只有灯芯“滋滋”烧着油的声音。
邓华没说话，摸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昏暗的灯光里拧成一团，又慢慢散开。他盯着杜平熬得通红的眼，一字一句地问：“老杜，这话现在不能说。”
为什么？
邓华把烟头往桌上一摁：“仗打到这个份上，伤亡这么大，你一个政治部主任，突然说干不动了，人家会怎么想？”
他没把那两个字说出口。
但杜平浑身的血一下子冲到头顶，他猛地站起来，军装下摆都带起了风：“我杜平怕死？我从红军过雪山草地就没说过一个怕字！我是怕我能力不够，耽误了大事！”
“我知道你不是。”邓华抬手，把他按回椅子上，“可别人不知道。你辛辛苦苦攒下的威信，不能毁在这种误会里。”
杜平再没吭声。
他低着头，死死盯着桌上那张画满了红蓝箭头的地图，像是要把图纸看出一个洞。
第二天，他照样出现在阵地上，军装穿得笔挺，只是嗓子更哑了。
后来，上级确实派来了更多的政工干部，分担了他的压力。但他再也没提过“换人”那两个字。
有种累，不是身体上的。
是你知道自己快到极限了，所有人都指望着你，你却连一句“我需要帮助”都说不出口。
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承认自己“不行”，比子弹本身，更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