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那张脸属于彭佑亭，做丝绸生意的同乡。

两人眼神在人群里短暂交错，彭佑亭脚步往前挪了挪，任弼时没动，反而转过头去，冲着押送的兵大声申辩起来。

"老总，我冤枉！我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来南陵是跑生意的，跟那些共党有什么关系？"

这话表面是在跟兵叫屈，其实是说给彭佑亭听的。

"陈岳云"三个字，是藏在申辩里的暗语：去长沙，找纸店，把这个假身份传出去，让外面的人配合对质。

彭佑亭站在人群里，一声没应，中途在码头悄悄下了船。

走到这一步，任弼时已经被折腾了好几天。

1928年10月15日，他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安徽巡视党的工作，化名胡少甫，扮作纸店伙计。

当天在南陵香油寺主持党团骨干会议，叛徒胡学礼暗中告密，敌人武装包围，任弼时与共青团特委书记徐厚昌当场落网。

押到南陵县党部，敌人上了踩杠和夹棍。

任弼时几度昏过去，醒来还是那几句话。

到了审讯室里，他说了一段让问话人一时没了辙的话：

"我少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听说南陵有座小乔墓，便由人指点来香油寺游玩，也不知犯了什么法，把我抓来，真是莫名其妙。这叫我以后怎么向老板交代？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一个纸店伙计，扯出《三国演义》和小乔墓，听上去荒唐，偏偏挑不出明显的破绽。敌人找不到实证，只好以"共党嫌疑"将他押往安庆饮马塘监狱，准备换个地方继续审。

说起来，饮马塘那段日子倒是另有一番景象。"知"字号牢房关着五十余名政治犯，任弼时进来，整个人活脱脱一个本分店员。

帮普通犯人翻查法律条文，代写辩诉状，从不翻政治书籍，开口说话也不离纸店那点事。

暗地里，他借着这些走动把几个可信的同志慢慢联络起来，一张外人看不见的网就这样悄悄织起来了。

敌人连续七天审讯，问话的人换了好几茬，任弼时的口供一字不差。

彭佑亭那边，已辗转赶到上海，找到了陈琮英。

陈琮英听完，当即去见了周恩来。周恩来的话简短：立刻回长沙，在堂兄的纸庄等着，配合敌方核查。

赶到车站，当天的客车已经开走了。陈琮英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

秋天风硬，煤块跟着车厢颠来颠去，她一路弯着腰护着孩子。

孩子太小，经不住风寒，途中发起高烧，感染肺炎，还没到长沙便夭折了。这件事，任弼时当时一概不知。

陈琮英到了长沙，让堂兄回避，自己坐进柜台充当店东，把任弼时编好的那套说辞背得滚瓜烂熟。

另一边，何维道赶到安庆，通过法律途径将案子从警备司令部移送至安徽省高等法院。

案子一旦走上公开程序，任弼时遭秘密处置的风险就小多了。

1929年2月，高等法院派员赴长沙核查口供。

来人进门，开口便是恐吓："你说的是真话吗？"

陈琮英抬头，说："胡少甫是我店的店员，是我叫他去南陵收账的，被捕时身上带的八十块大洋也是店里的公款。我是本店的店东，完全可以担保。"

口供严丝合缝，敌人挑不出破绽，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了任弼时。

1929年3月，陈琮英赶到安庆接人。任弼时走出来，浑身是伤。

陈琮英哭了一场，把孩子夭折的事说了。任弼时两眼泛红，低着头，好一阵没有开口。

末了轻声说了一句："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营救我，我们的孩子献出了她的小小生命。"

出狱时，任弼时还做了一件事。

他去买了毛巾、肥皂，还有一筒五磅重的鱼肝油，托人带进饮马塘，留给"知"字号里的病号。

1950年10月，任弼时因脑出血在北京逝世，年仅46岁。

那年出狱时背上的伤，陈琮英后来回忆，足足三个月才结痂，那筒鱼肝油却早已进了别人的牢房。

文章来源：安庆热线《任弼时狱中斗争》、湖南文史《陈琮英：与任弼时生死与共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