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中统少将郑蕴侠只拿到了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当时重庆已经解放，郑蕴侠不得不舍弃家人，坐车去成都赶飞机。车子在中途抛锚，郑蕴侠的司机说好了下去检查，却趁机溜走。

郑蕴侠在璧山的山路上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山风从峡口灌进来，卫士们散在路边不说话，引擎摸了几遍，还是没有动静。

他把手从车头收回来，知道这辆车今天是开不走了。

那个跟了他三年的司机李增荣，是中共地下党员。

李增荣接到的任务，是活捉或就地击毙郑蕴侠。

但一路随行卫士太多，无法直接下手，李增荣便在发动机里悄悄撒了一把沙子，趁抛锚间隙溜走了。

就这一把沙子，堵死了郑蕴侠去台湾的路。

等他辗转赶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已是次日清晨。门口换了红旗，解放军接管驻守，机票作废，飞机早就飞了。

台湾去不成了。

说起来，郑蕴侠不是没有本钱的人。

黄埔四期毕业，1938年台儿庄会战，他率政工队参与滕县守城，同日军在城里拉锯了整整三天，掩护伤员往外突围，枪声没停过。

这段经历，是他晚年话匣子里反复拿出来的东西。

但抗战结束之后，他做的事情就没那么好说了。

1946年2月10日，他带人冲进重庆较场口的集会现场，亲手打了郭沫若，一边动手还一边嚷嚷："是我又怎样？"

打完人，侧过身对手下交代："郭先生伤得不重，抬到后面重点照顾一下。"

这就是后来的"较场口血案"，也是他后半生最沉的一块石头。

重庆一解放，郑蕴侠清楚这件事迟早要找上门来。

台湾那张机票是唯一出路，被一把沙子堵死了。

他只好往云南方向逃，打算从金三角出境投奔国民党残部。走到赤水河，渡口岗哨林立，根本过不去，只得折回来。

"镇反"运动这时候已经开了头。

郑蕴侠销毁所有证件，改名"何安平"，混进成都街头黑市兑换银圆，被军管会当投机商抓进收容所，扫了整整八天大街。

因为没带武器，用的又是假证件，没被识破，放了出来。成都待不住，他一路往南，最终落脚在川黔交界的濯水镇。

那是个不到两百户人家的山区集镇，赶集天才热闹，平日里外人几乎不来。他换上了第三个名字：刘正刚。

这个名字，他一用就是八年。

刘正刚是个从江西逃难来投亲的货郎。挑担赶集，不识字，不会算账，见人低头慢慢说话。

郑蕴侠把多年军官走出来的步态一点点压下去，把上海法学院七年练出来的说话腔调藏起来，就连写字也要刻意写得歪歪扭扭。

公私合营之后，他进了濯水供销社做会计，三次获奖，五次领奖品，被评为模范员工

。为了彻底打入当地，他还娶了镇上的离异女性邵春兰，两人上了户籍，土改分地时被认定为贫民，分得一块田地。

郑蕴侠晚年谈起邵春兰，没有说"掩护"二字，只说是"命运的安排"。

谁能想到，最终绊倒他的，是一句成语。

公私合营后，郑蕴侠去县里参加算盘培训。

第一天什么都不会，第二天已经打得噼里啪啦直响，周围学员彼此对了一个眼神，没说话。

不久后在供销社清点库房，他发现钢笔笔帽不见了，随口嘟囔了一句："不翼而飞。"一个自称文盲的外来货郎，说出了这四个字。

同时把这件事报给了公安。

郑蕴侠察觉出来，没有坐等上门。1957年底，他主动去县里坦白了真实身份。

公安没有立刻逮捕，让他继续上班，暗中观察是否还能顺藤摸瓜。

1958年5月20日清早，公安人员拿枪顶住刚起床的郑蕴侠，正式宣布逮捕。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那一刻，只有五个字："这一天，终于来了。"

当年12月，重庆举行万人公审大会，郑蕴侠被判处死刑。

他自己说："不杀我，不足以平民愤。"改判通知来的时候，他反而愣了一下。

司法机关核查履历后认定，他在滕县守城和随远征军入缅期间的功绩属实，潜伏八年间无任何破坏行为，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1975年，郑蕴侠获特赦，时年68岁，留在贵州务川县担任政协文史专员，此后写下76万字回忆录。

2009年，他在贵州去世，享年102岁。

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个字：较场口。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郑蕴侠词条；央视网《中国内地最后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