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天热，矿工路两旁的梧桐叶子晒得打卷。1路公交车刚过四矿口，上来个穿蓝褂子的年轻人，挤到我旁边站定。我下意识摸了摸裤兜，八十块钱还在——那是第一个月工资，我妈让存着的，我没舍得花。

车晃了一下，蓝褂子猛地往我身上一靠。“对不起啊哥，”他咧嘴笑，牙挺白，“没站稳。”我点点头，把身体让了让。

到站下车，裤兜空了。我追了两步没追上，蹲在马路牙子上，太阳晒得后脖颈发烫。八十块钱，那时候够买两袋白面。

连着三天，我下了班就去矿工路那站台晃悠。还真让我等着了。蓝褂子从另一辆1路下来，我一把攥住他手腕。“钱还我。”

他没挣，反而笑了：“哥，你跟我来。”小巷尽头是间矮屋，推开门，炕上躺着个老太太，输着液，瓶子挂在衣架上。蓝褂子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小本子，翻开递给我。里面夹着医院的欠条，一张一张，都是手写的。最后压着一张纸片，今天80元。

他说，“想着有钱了还你。我妈急性肺炎，那八十块钱刚好够挂两瓶水。”我盯着纸片忽然说不出话。

他从抽屉里抠出皱巴巴的八张十块，递过来：“哥，先还你四十，剩下的下个月——”

我把他手推回去。转身出门时，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窗棂响。

后来我再没坐过那趟1路。只知道过了几年，矿务局医院对面开了家修鞋摊，摊主姓蓝，手艺好，收费便宜。路过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他正在给一个老太太修鞋底，嘴里哼着曲儿。

八十块钱的事，谁都没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