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因叛徒出卖，地下党员刘国志被特务抓捕，在香港做银行经理的五哥连夜赶回重庆救人，给特务头子徐远举递去空白支票："要多少，数字随你写。"

徐远举盯着那张支票，拿起来看了看，揣进了抽屉，没有点头。

这件事的起头，要从那个叛徒说起，而且不止一个。

1948年4月16日，刘国志的直属上级冉益智在北碚街头被特务盯上，当场落网。

冉益智入狱当天就招了，不光交代了自己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身份，还把刘国志等人的行踪一一供出，主动带着特务满川搜捕，江竹筠、陈然、罗广斌相继落网，一个接一个。

四天后，4月19日，刘国志在四川荣昌被捕，与他同时落网的，还有未婚妻曾紫霞。

徐远举认定他不过是个娇生惯养的富家少爷，亲自出马审问。问什么都是不知道。

他当场命人上了老虎凳，一顿逼了五六个小时，没撬出半句有用的话。

没辙，把人关进渣滓洞，同时放出风声，随时可以处决。

消息传回刘家，全家慌了。五哥刘国錤当时在香港打理生意，得知弟弟被捕，连夜动身赶回重庆。

这位五哥分量不轻，他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在重庆官场，这层关系能走进的门不止一扇。

刘国錤走的第一步棋，是官面。他辗转拿来长官公署秘书长周君亮、民事处长曾扩情的亲笔介绍信，登门找到徐远举。

随后刘家又动员重庆市长、总参议出面，国府高层要员也打了招呼，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徐远举的办公室，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请他手下留情。

徐远举每个电话都接了，客气话说了不少，人没有放。

刘家能用的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了，全没落实。刘国錤换了打法，备好纯金烟盒、名贵手表，把特务机关上下打点了一遍。

这批礼送出去，徐远举松了口，给出条件：刘国志必须在报纸上登声明，公开退出共产党。

刘国錤揣着这个条件走进监狱，隔着铁栏把话传进去。

刘国志听完，摇了摇头，说："不行。我死了，组织还在，等于没死。我要是出卖了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第一次营救，到这里就断了。

刘国錤没有离开重庆。1949年夏，他再次走进徐远举的办公室，桌上放了一张空白支票，印章名字都在，数字那栏空着，任徐远举自己填。

徐远举拿起支票看了看，推了回去，说："国难当头，私人的钱，我不收。"

说起来，这句话从一个收过一堆金表的特务处长嘴里说出来，多少有点奇怪。不过是时局变了，再留把柄不合算。

他不是良心发现，只是把条件压了一格：刘国志不用登报，在刘国錤代写的悔过书上签个字，人就放出去。

刘国錤拿着那份悔过书走进牢房，这次带了全家合照，把照片摊在桌上，眼眶红了，声音发抖："就签个字，先出去，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做事。"

刘国志把头转开，没碰那张照片，说："签了这个字，我是保住了自己，可出卖的是和我关在这里的所有人。要放，就无条件放。"

谁能想到，这场牢房里的兄弟见面，从一开始就是徐远举设下的局。

他亲自安排车辆，把刘家人送进监狱，名义是家属探视，打的主意只有一个，让亲情去磨那道他自己啃不动的防线。

一个富家公子，手里捏着全家合照，哥哥在跟前抹眼泪，照他的盘算，总得软的。

他算错了人。

1949年11月27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三天，歌乐山枪声响起。

刽子手叫到刘国志名字的时候，他正趴在牢房地板上写诗。

头都没抬，冲着特务甩了一句："慌啥子，等老子写完了再跟你们走。"

那首诗，没写完。

文章来源：百度百科·刘国鋕词条、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