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乌干达留学生，在中国待了13年，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博士期间每天泡实验室11个小时，发了20多篇SCI论文，参与300多台手术，还拿了医学专利。学成了，扭头就要回国——“回乌干达，治病救人”。这个学生名叫Mugaanyi Joseph。

要理解他的选择，得先看看乌干达的医疗现实。

当地乙肝感染率很高，由此引发的肝硬化、肝胆肿瘤患者数量庞大。然而，能够熟练开展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外科医生少得可怜。

Mugaanyi Joseph小时候，曾亲眼见到家乡的长辈患上肝胆疾病。

他记得那位长辈因为做不了微创手术，只能接受开腹，术后留下长长的疤痕，恢复期漫长而痛苦，整个家庭为了支付手术费几乎倾尽所有。

即便条件稍好的家庭，也只能辗转到上千公里外的首都去挨那一刀，创伤大、恢复慢，很多人根本耗不起。

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一名医生，要去学最先进的外科技术，回来为家乡人解除病痛。

2013年，依靠中国政府奖学金，约瑟夫来到宁波大学医学院。

语言是他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全中文授课，加上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医学教材，对刚接触中文的他无异于天书。

课间，别的同学休息，他抱着电子词典逐词逐句地啃课本；假期，别人出去游玩，他泡在语言班补习。

就这样苦读几年，他顺利完成了本科学业，并被保送攻读硕士，之后又考上博士，专攻肝胆胰外科，核心方向正是乌干达最紧缺的腹腔镜微创技术。

读博的日子，他的生活简单到几乎只剩下实验室和手术室。

早上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实验室，处理细胞样本、做病理分析、跑数据，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

下午，又赶到合作医院的手术室，从递器械、拉钩这样的基础助手做起，熟悉手术全流程，打磨手上的精细活儿。

每天在实验室和手术室待上11个小时，对他来说再平常不过。

有次为了等一组关键实验数据，他连续两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导师劝他休息，他说，这数据关系到未来在乌干达能不能用最简便的方法早期识别肝癌。

腹腔镜手术看似是盯着屏幕操作器械，其实对空间感、手眼协调要求极高，差之毫厘就可能带来风险。

第一次参与大型手术时，Mugaanyi Joseph紧张得攥着器械的手都在出汗，生怕配合不到位拖慢团队节奏。

一台接一台，从常规胆囊切除到复杂的肝脏肿瘤分离，300多台手术的历练，让他不仅能娴熟配合各类腹腔镜手术，还围绕临床痛点做起了科研。

这期间，他发表了20多篇SCI论文，仅博士阶段以第一作者发表的就有8篇。

此外，他还研发出一款适合基层使用的手术辅助器械，并获得了专利。

这样的成绩，即使放在母语为中文的医学博士生中，也十分出色。带教老师这样评价他：Mugaanyi Joseph最难得的不是智商，而是强烈的目标感。

他每学一项技术、每做一个实验，都会下意识想：这个方法带回乌干达能落地吗？能适配那里有限的医疗条件吗？他发论文从来不是为了凑毕业指标，而是为了回去后真正能用得上。

有数据显示，乌干达全国拥有博士学位的肝胆外科医生不过5名左右，能独立完成复杂腹腔镜手术的更是屈指可数。

Mugaanyi Joseph回去，等于为当地增添了一位骨干。

但他想的还不止于此。他说，回去后不仅要自己做手术，还要带学生、搞培训，把腹腔镜技术传授给更多年轻的当地医生。

他甚至已经细化方案：计划用便携式腹腔镜模拟训练器，让边远地区的医生也能随时练习；自己研发的手术辅助器械，将免费向当地医院开放。

他常说，一个人一天最多做三四台手术，但如果教会十个、二十个医生，能帮到的病人就是十倍、二十倍。

在中国，像Mugaanyi Joseph一样学医后选择回非洲建设的年轻人并不少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通过奖学金项目支持非洲学生来华学医。

此后，又陆续推出神经外科、心血管等专科医师培训计划，并在非洲多地设立鲁班工坊，开展基层医疗技能培训。

Mugaanyi Joseph也提到，在宁波的医院实习时，带教老师中有好几位参加过中国援非医疗队，前辈们在非洲的故事让他更坚定了“学回去”的念头。

如果说过去人们更熟悉的是中国援非医疗队不远万里送医送药，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主动来到中国，学成本领再回去，这相当于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是一种比短期义诊更可持续的帮扶。

常常有人用是否留在条件更好的国家来衡量留学生的成败，好像只有拿高薪、进大平台，才算没有白读。

但对他而言，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逃离，而是回去改变。

13年，从语言不通到独当一面，从青涩学生到医学博士，他熬过的每一个夜、做过的每一台手术、写下的每一行论文，最终的落点，都是乌干达医院里那些等待看病的普通人。

他带着在中国学到的医术回去，救治的是家乡的百姓，同时也架起了一座中非民间交流的微小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