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接到了被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一个跟着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枪林弹雨里硬扛过来的老革命，没倒在敌人的炮火下，却因为听信了一句闲话，亲手把自己的仕途砸了个粉碎。

这件事的起点，是1951年武汉市第二医院一桩公款失窃案。

周季方当时分管政法工作，协调公安、医疗系统的各类事务，城市接管后的基层纠纷案件，大多要经他过一道手。

医院库存出现公款短缺，涉嫌人是院内负责监察工作的干部王清。

医院文书纪凯夫查到了线索，整理成材料，实名向上级举报，指认王清监守自盗，请求依法核查。

举报材料按程序报了上去，到了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手里。

说起来，宋瑛是这件事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此前收到过一封匿名举报信，内容是投诉他本人的工作问题。

他自己断定写信人就是纪凯夫，两人在工作上本来就有宿怨。

这次纪凯夫实名上报王清，宋瑛没核对账目，没找人验证线索，直接去见了周季方。

他把纪凯夫的举报说成是借机挟私报复，蓄意制造事端。

周季方听完，只问了一句：“他的材料有什么证据？”

宋瑛说：“漏洞很多，这是在闹事。”

周季方没有叫人把涉事双方分开核问，没有调取医院账目和库存记录，也没安排纪委或公安分头查证。他点了头，批准对纪凯夫采取强制措施。

公安人员把纪凯夫带走，关进了审讯室。一遍一遍问，一遍一遍逼，要他在认罪材料上签字承认诬告。

纪凯夫不肯签，关押就这么一直拖着，从几天拖到几个月。

案子越走越偏，后来甚至把一个跟失窃案毫无关联的铜匠也拉进来配合逼供，硬要从纪凯夫的举报里凑出一个“政治目的”。

纪凯夫被扣上了特务关联的帽子，进了拘押室，门再没为他开过。

武汉市纪委的调查人员进来复核，把现有证据捋了一遍。

账目上的问题跟纪凯夫对不上号，材料根本撑不起“纪凯夫作案”这个结论。

调查人员当面跟周季方说，证据不够，建议暂停审讯，从失窃线索重新查起。

周季方摆摆手：“按原来的办。”

没过多久，中南局的调查组也介入了，结论跟武汉市纪委一样，现有证据支撑不了对纪凯夫的指控。

两轮调查，两次反馈，周季方都没有改变处理意见。申诉的路，照样堵着。

《人民日报》随后刊出文章，公开点出此案压制民主、侵害举报人权益，文章传遍全国。周季方看了报纸，还是没有启动纠错。

谁能想到，真正偷了公款的王清，这时候还好端端待在医院上班，而把他举报出来的纪凯夫，已经在拘押室里关了几个月。

案子最终捅到了中央，中央派专人赴武汉重新核查。

账目记录、库存台账、经手人签字，一条条对过去，失窃经过完整还原。

王清是主犯，纪凯夫的举报字字属实，没有一处捏造。周季方偏听下属、滥用职权、干预办案、打压举报人，这几条全都成立。

《人民日报》登过文章之后他还是没纠错，这一条又单独压上了一笔。

其实，把整件事拆开看，源头就是宋瑛见周季方那一次汇报。

一面之词，没有对质，没有核查，纪凯夫后来几个月的下场就这么定了。

手里有权的人省了一个步骤，代价全落在了别人身上。

1952年，中南局开会，当场向周季方宣读了开除党籍的处分文件。

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是个长征走完全程的老红军，战场上几次负伤，解放战争又跟着部队接管过好几个地方，到武汉分管政法这么多年，原则上从没出过岔子。

可这一次，他听了下属一句话，该走的核查流程一步没走，把一个实名举报人关了进去。质疑声一波接一波传来，他照样没停手。

处分宣读完，周季方不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

此案后来被作为三反运动期间的典型案例，通报发到了全国各地，纪凯夫的举报材料和案件经过，完整记录在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三反运动相关报道、中央人民政府网《共和国的足迹》系列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