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传芳把奉军第二军长施丛滨的头颅割下后，暴尸三天。十年后，他去听经，一支枪突然抵上他的脑袋：10年前你杀了我父亲，还记得吗？
施丛滨有个20岁的女儿（实为胞弟之女，过继为嗣女），原名叫施谷兰。这个从小在深闺里长大的姑娘，听到父亲惨死、死后还要被枭首示众的消息，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她在悲愤中写下诗句：“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枭首灭人情”。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复仇的种子在这个裹着小脚的传统女性心里生了根。
她先把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早年受过施丛滨的大恩，能在军队里步步高升，全靠老将军生前的提携。施谷兰带着母亲去找张宗昌，为堂兄求来了一个团长的职位，指望他手里有了兵权，能找孙传芳讨回血债。一开始，施中诚也信誓旦旦。可随着他官越做越大，日子越过越舒服，复仇的念头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来他甚至写信劝施谷兰放下仇恨。施谷兰看着那封信，心彻底凉了，直接回信和他断绝了兄妹关系。
第一次求人失败后，她又遇到了山西军阀阎锡山手下的谍报股长施靖公。这人当年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听到施谷兰的遭遇，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有机会，一定替她报杀父之仇。施谷兰被这番豪言壮语感动，最终以身相许，嫁给了他。
结果整整七年过去了，施靖公在太原安了个舒舒服服的家，生了两个孩子，每天吃香喝辣。每当施谷兰提起复仇的事，他就找各种借口推托，后来干脆嫌烦，连提都不让提了。
她整整蹉跎了七年，才终于看清了一个冷酷的现实：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男人们的誓言在真金白银和安稳日子面前，简直一文不值。
1935年，施谷兰终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带着两个孩子，决绝地离开了丈夫，返回天津娘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施剑翘”，意思是自己要像一把出鞘的利剑。她还把两个儿子的名字改成了“佥刃”和“羽尧”，合起来依然是“剑翘”二字。
为了方便行动，她去医院做了手术，把从小缠裹的放足，忍着剧痛练习走路。她弄来了一把勃朗宁手枪，跑到深山里一发一发地练枪法。这时候的她，彻底埋葬了那个只会哭泣的旧日施谷兰，浴火重生，变成了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冷血刺客。
老天似乎也被她的执念打动了。那一年的孙传芳，早就在中原大战后失去了地盘，跑到天津法租界当起了寓公。这个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军阀，晚年居然拿起了佛珠，和一些北洋政客在天津办了个“居士林”，每逢周三周六就去听高僧讲经，装出一副四大皆空、慈悲为怀的样子。
施剑翘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化名潜入居士林。她仔细观察了孙传芳的长相、出行规律以及他在佛堂里的固定座位。甚至为了方便藏枪和拔枪，她专门定做了一件略微宽大的大衣。
1935年11月13日下午，天津下着冷雨，天气阴冷萧瑟。居士林的佛堂里香烟缭绕，木鱼声声，一群和尚和居士正在闭目诵经。孙传芳披着海青，坐在最前排的太师椅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施剑翘就坐在孙传芳右后方不远处。随着梵音渐起，她借口身后的火炉太烤人，站起身来，悄悄向前走去。几步就来到了孙传芳的背后。
她掏出枪，枪口直接对准了孙传芳的右耳后根。扣动扳机。
“砰！”一声巨响，孙传芳像一截枯木一样瘫倒在太师椅上，脑浆迸裂。紧接着，施剑翘又对准他的后脑和后背连开两枪。三枪连发，干脆利落。不可一世的“东南王”，就这样横尸在佛堂的蒲团之上。
她没有趁乱逃跑，反而大声冲着人群喊道：“大家不要怕！我是施剑翘，我今天打死孙传芳是替我父亲报仇，绝不伤及无辜！”
一边喊，她一边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提前准备好的油印传单，向半空中抛撒。传单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第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丛滨报仇。第二，详细情形请看告国人书。第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第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表示歉意。每一张传单的落款上，都清晰地按着她本人的大拇指血印。
撒完传单，她走到外面的电话局想报警自首，电话没打通。刚巧两个巡警听到枪声哆哆嗦嗦地赶了过来。施剑翘把还剩三颗子弹的手枪递了过去，平静地说：“人是我杀的，带我走吧。”
一时间，“施小姐为父报仇”的号外卖断了货。
案子到了法庭上，施剑翘更是毫不畏惧。法官问她为什么要杀人，她昂起头回答：“我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那是军人宿命，我绝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但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暴尸，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这句话掷地有声，直接戳中了当时社会的痛点。在那个军阀割据、人命如草芥的年代，老百姓受够了强权的欺凌。施剑翘的十年复仇之路，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血性和道义。全国上下的妇女团体、学生组织、甚至各大媒体，全都在为她呼吁求情。连冯玉祥等诸多国民党政要也联名上书。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最终做出了特赦施剑翘的决定。这位被判入狱十年的奇女子，在坐了不到一年的牢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监狱大门。出狱后的她，把满腔热血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办学校、筹物资，继续书写着自己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