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差两三年退休的年纪，学校走廊两端的画风，硬生生劈成了两个世界。
左边，老李死死抓着楼梯扶手，一层一层往上挪。爬到三楼，脚底下一顿，靠着墙猛喘了两口气。挪进教室，双手先死死撑住讲台，胸口起伏了半分钟，才哑着嗓子喊出一句“上课”。主课老师、班主任、教研组长，三副重担结结实实砸在一个快要退休的人身上。
右边，一墙之隔的图书室，老王正悠哉地翻着刚送来的报纸。不用成摞成摞地批改作业，不用天不黑就起床来盯早读。除了开学初发教材忙活两天，剩下的一学期就是准点开门、关门。遇上大课间，老李在风里扯着嗓子整队，老王就在操场边上背着手遛弯，逢人便笑：“终于熬到舒坦日子了。”
同龄，同校，一个在一线把命拼，一个在后勤打太极。
但最扎心的，是月底工资到账的那声提示音。
撑在讲台上吸粉笔灰的老李，卡里的数字硬生生比遛弯的老王低了一大截。不为别的，就因为老王年轻时早早把高级职称拿到了手，如今退居二线干闲差，钱照样一分不少拿。而老李，差着职称，就只能硬扛满工作量。
其实十几年以前，学校里根本不是这种光景。
那时候有个不成文的温情规矩：只要差个三五年退休，主科自动转副科，工作量直接砍半，不用坐班，教研活动全凭自愿。老辈人减负，年轻辈顶上，全校上下默认，谁也不眼红谁。
可眼下，规矩早散了。做公开课的红线，从35岁推到40岁，又推到45岁，架势摆明了是要全员上阵。
同样是熬白了头发，有人在讲台上累得下不来台，有人在后勤岗上轻轻松松等退休。在这场职场马拉松的最后几公里里，到底是多干多错，还是少干多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