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曾国藩27岁，中进士、点翰林。消息传回湖南湘乡老家，湘乡县令亲自坐着八抬大轿登门恭贺。要知道曾家上数五六代全是农民，祖父曾玉屏是第一个识字的，到曾国藩这一代才算出了个读书人。一夜之间，曾家的门槛被踏平了。

按朝廷规矩，新科进士可以告假几个月回乡省亲。台面上说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台面下还有一层不能说的原因——回家"打秋风"。什么叫打秋风？就是借着新科翰林的身份，四处拜客、收受贺礼，给自己进京当官筹钱。因为清朝的京官穷得出了名，朝廷给的俸禄连房租都不够付，你要是不在上任前攒一笔启动资金，到了北京根本活不下去。

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把这段经历称为"平生的污点"。但当时他没得选，因为曾家真的穷。

那他这个秋风到底是怎么打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在家乡待了296天，其中198天都在外面跑。坐着八人抬的肩舆，后面跟着一个仆人，昂着头穿行在湖南乡间，农民纷纷驻足围观。这个排场，跟他中举之前那个穿着一件长衫的穷书生简直判若两人。

他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足迹遍布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多个县州，来回走了一千五百多公里。这些人里头，有自己的亲戚朋友，有族谱上找得到的各地曾氏宗亲——其中大部分是几辈子没来往过的，有各县的官员和乡绅，还有在外地经商的湘乡籍老板。说白了，只要沾亲带故或者有利用价值的，一个不落全拜到了。

更绝的是，他给这次拜客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议修谱牒"，说是要修曾氏族谱，需要走访各地宗亲。这个借口太好用了，既能拜亲戚又能拜官员，谁好意思不给面子？

曾国藩留下了一本亲笔记录的"流水账簿"，每一笔进账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一站是岳父欧阳家，岳父送了十二贯零八文大钱，折合白银八两。第二天岳父在宗祠摆了大宴席，又送了一笔轿钱。之后是曾氏各支宗祠，每到一处就摆几十桌酒席招待。

收入最丰的是拜官员。科举成功等于拿到了官场入场券，地方官员巴不得提前投资这支"潜力股"。武冈州知州请酒极丰，当场送银二十两。各地巡抚、按察使、布政使出手更阔，有的十六两有的三十两。

这本流水账被后人一笔一笔加出来，四次拜客总收入折合白银——1489两1钱2分。当时猪肉一斤五六十文，一亩良田三十两银子。这笔钱能买五十亩田、四万斤猪肉。按购买力换算，相当于今天将近三十万人民币。

光拜客还不够，曾国藩还干了一件后来让自己脸红的事——插手地方纠纷。

他朋友朱尧阶典当了一块田，原来的佃户不让新佃户下地干活，经人调解也不听。曾国藩知道后，直接带人把那个佃户抓到了永丰官府"法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新科翰林亲自出面把人送进了派出所。这种"包揽词讼"的事，在当时是乡绅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些事，曾国藩后来全都反省了。等他进了京城，立志"学作圣人"之后，他在家书中反复告诫父亲和弟弟们："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

读到这段话的人都以为曾国藩天生谨慎，其实他是从自己身上吸取了教训。他后来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提到"平生三耻"，让儿子引以为戒。再后来他更是明确表态："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拜客攒的这1489两银子，到了北京不到两年就花光了。因为京官的日子是真的穷，俸禄一年才一百多两，而在北京的房租、社交、养家一年少说要四五百两。入不敷出之下，曾国藩只能继续借钱，最多的时候欠款高达一千多两。

康有为后来说过一句话，精准概括了这个现象："得第之始，则丧廉寡耻，罗掘于乡里，抽丰于外官。"意思是，一个人刚拿到当官资格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丧失廉耻，在乡里挖财源、找外省官员打秋风。这不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是整个制度把人逼成了这样。

曾国藩后来之所以让人佩服，不是因为他一生清白无瑕——他年轻时拜客收礼、插手纠纷、打架子摆威风，哪一件拿出来都不光彩。但他厉害在哪？他敢面对自己的黑历史，而且真的改了。30岁之前是一个庸人，30岁之后开始脱胎换骨。这种从庸人到圣人的蜕变，才是曾国藩最值得看的地方。

所谓圣人，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比谁都更敢揭自己的短。

【主要信源】
1. 《曾国藩日记》（道光十九年条目，含拜客流水账）
2. 《湘乡曾氏文献》中曾国藩亲笔"流水账簿"
3.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4. 《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等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