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褪去西方法袍开始，重塑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自觉

当前，中国法学界正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与主体性焦虑。长期以来，部分法学研究陷入了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将西方法治话语视为不可置疑的“普世标准”，导致学术研究悬浮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地表，甚至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与“搬运工”。要彻底破除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沉疴，全面正本清源，构建真正独属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我们必须从最直观的文化符号入手——褪去西方法袍，以高度的文明自觉，重塑中国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探讨法袍的去留，首先要厘清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象征意味。法袍并非中国本土司法传统的产物，而是源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王权的演变。在中世纪，教会垄断了知识与司法，法官多由教士担任，其穿着自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随着世俗政权与教会的剥离，法官职业群体逐渐独立，法袍便从“教袍”演变为世俗王权与司法权威的象征。此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以黑色为主的法袍成为世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标准配饰。在诉讼仪式中，法袍被赋予了中立、独立、公正与法律神圣的象征意义。然而，这种象征意义深深根植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与历史语境之中。当我们不加反思地全盘照搬这一服饰符号时，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法治逻辑。

中国拥有绵延不断的中华法治文明，在国家治理方面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与弥足珍贵的治理经验。从“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的治理结构，到“天下无讼”“调处息争”的实践智慧，中华法系蕴含着超越纯粹法律技术的“文明秩序”向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绝不能以西方法理为圭臬，更不能以西方的外在符号来装点自身的司法权威。真正的法治自信，不是穿上西方的法袍，而是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现实。

正本清源，褪去西方法袍，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文明自觉”与法学范式的整体转型。首先，在价值立场上，中国法学必须彻底摆脱对西方模式的盲从，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哲学立场，将中国国情与人民利益作为法学研究的唯一出发点。其次，在理论建构上，要从“规则之学”转向“意义之学”，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炼如“法安天下、德润民心”等具有中国标识性的原创理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支点。最后，在实践导向上，法学研究必须走出书斋，面向田野，直面诸如数字法治、基层治理等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真问题，杜绝“削足适履”式地照搬域外制度。

当然，强调褪去西方法袍、破除崇洋心态，绝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或拒绝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们主张的“以我为主”，是在保持文化主体性与理论自信的前提下，对域外法治范式展开理性审视与辩证反思。我们要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经验，但决不能照抄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法治建设的卡脖子难题，从来不在法学家论文的脚注里，也不在法庭上那件舶来的法袍中。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答案在于回归本土、扎根实践。只有彻底摒弃学术上的“双重悬浮”，以中华法治文明为根基，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法学才能真正完成这场未竟的祛魅革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