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拒跪还呼天皇？1946南京战犯惹众怒，被乱枪打成筛子！
1946年7月的南京，夏天的风依然带着江南特有的闷热，但整座城市的气氛却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压抑中透着一种激动人心的滚烫。这一天，一辆押送死刑犯的囚车在石板路上颠簸前行，目的地是南京雨花台刑场。街道两旁，早早地就挤满了自发赶来的南京老百姓。人们的眼神里没有看热闹的轻松，只有深不见底的仇恨和期盼正义降临的迫切。
车上押解的，是一名即将被执行枪决的日本战犯。抗战虽然在1945年已经宣告胜利，但对于南京这座曾经历过人间炼狱的城市来说，伤口上的血痂还没有褪去，那些惨绝人寰的记忆依然每天在幸存者的脑海里回放。今天，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要用他的命来偿还累累血债。
囚车终于停在雨花台刑场。负责押解的中国宪兵将这名战犯押下车，准备进行最后的行刑程序。按照当时的惯例，死刑犯在临刑前必须下跪，背对行刑者，这是对死者最后的一点程序，也是对法律和正义的屈服。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即将命丧黄泉的战犯，死到临头依然张狂到了极点。
他梗着脖子，死活不肯弯下那双沾满罪恶的膝盖。两旁的中国宪兵用力按压他的肩膀，试图强迫他跪下，他却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拼命挣扎。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死前的最后一刻，他不仅没有丝毫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罪行的悔过，反而突然扯着嗓子，用尽全身力气高呼起“天皇万岁”。
这句口号，在当时的南京街头响起，犹如一把带毒的尖刀，狠狠地扎进了在场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围观的老百姓怒了，彻底怒了。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无数带着血泪仇恨的石头、砖块、土块，像暴雨一样砸向这个死不悔改的恶魔。 “打死他！”“让他给我们的亲人偿命！”愤怒的吼声在雨花台上空回荡。那些扔石头的，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的儿女或许就在几年前的屠杀中丧生；有失去丈夫的寡妇，有双眼通红的孤儿。每一块砸过去的石头，都承载着南京城八年来受尽欺凌的滔天怒火。
现场负责行刑的中国军官，看着眼前嚣张至极的战犯，再看看群情激愤、哭喊连天的乡亲们，握枪的手背上青筋暴起。作为一名军人，他或许曾在淞沪会战的战壕里拼杀过，或许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中九死一生，他太清楚眼前这种日本军人的嘴脸了。这种狂妄，这种到死都不认错的傲慢，是对所有抗日先烈和无辜死难者最大的侮辱。
没有丝毫犹豫，行刑军官端起手中的枪，瞄准了那个还在挣扎叫嚣的战犯。枪声爆响，一发、两发、三发……军官在极度的愤恨中，根本没有停下扣动扳机的动作，一口气清空了弹匣，直接把这个战犯打成了筛子。
鲜血溅落在雨花台的土地上，那个狂妄的身影终于倒下，再也发不出任何嚣张的声音。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紧接着，是压抑不住的嚎啕大哭。这密集的枪声，为这个死有余辜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也为现场的老百姓宣泄了心中积压太久的憋屈。
为什么在1946年的南京，老百姓的怒火会如此毫无保留地爆发？为什么这个战犯到死都如此癫狂？
这得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说起。1946年年初，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及其他暴行的日本战犯。法庭的取证过程异常艰难，日本人在投降前夕，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绝密文件和屠杀记录，企图死无对证。中国的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们，只能顶着巨大的压力，走街串巷，去乱葬岗挖掘尸骨，去寻找那些哪怕一回想就会痛不欲生的幸存者出庭作证。
当法庭将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的罪行摆在这些战犯面前时，他们的表现往往令人齿冷。有些人在法庭上百般狡辩，企图把责任推给上级，或者用“执行命令”来为自己开脱；而像今天这个在雨花台被枪决的战犯，则代表了日本军国主义洗脑下最顽固、最极端的那一类人。
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扭曲的“武士道”教育，在他们的认知里，天皇是神，侵略战争是“圣战”，而他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草芥，根本不值一提。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早已丧失了作为人类的基本共情能力，沦为了纯粹的杀戮机器。因此，当面临死亡的惩罚时，他们心中没有任何对受害者的歉意，反而认为自己是为天皇“尽忠”，企图用这种顽抗到底的姿态，来维持他们那虚伪而残忍的骄傲。
这种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毒瘤，恰恰证明了对战犯进行严惩的绝对必要性。 靠道德感化去对付这些已经被彻底异化的魔鬼，简直是天方夜谭。唯有正义的子弹，唯有雷霆万钧的手段，才能让他们彻底闭嘴，才能告慰那些在地下闭不上眼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