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他被捕秒投降？组织却收到密信：我想将计就计！
当时日军宁波宪兵司令部驻扎在市中心的永耀电力公司三层洋房里，岗哨林立，内设水牢，防守如同铁桶一般。新四军在伪军里有内线，但在日军宪兵队内部，情报网完全是空白。
周迪道的这封信，恰恰砸开了一道口子。
组织上果断拍板：同意潜伏！敌工部直接批准成立一个绝密的反间谍小组，代号“400”，周迪道担任组长。
有了组织的撑腰，周迪道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堪称“神级”的潜伏操作。
光杆司令肯定干不成事，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魔窟里“招兵买马”。
怎么招？去大牢里捞人！
新四军同志周斯明被捕了，日军严刑拷打，周斯明咬死自己是个小学教员。周迪道就跑去给日军出主意，说这人看起来挺机灵，不如放出来给我当手下，让他给皇军效力。
女交通员莫奇在送情报时被抓。周迪道大摇大摆地跑去找日本宪兵，一脸垂涎地说：“这小娘们长得水灵，干脆赏给我做小老婆得了。”日本人一看他这副汉奸嘴脸，哈哈大笑，当真把莫奇交给了他。出狱后，莫奇就成了400小组的机要秘书。
就靠着这种连蒙带骗、真真假假的手段，周迪道陆续把冯禾青、王福林等被捕同志全捞了出来。
在日本人戒备最森严的司令部里，一支由新四军党员组成的核心特工小组，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牌营业了。对外，他们号称是日本人的“宪兵队密探专家”。
人齐了，情报网也铺开了，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没钱。
打探情报、结交伪军、上下打点，哪样不需要真金白银？周迪道实在揭不开锅了，赶紧给上级丁公量写信，请求组织拨点活动经费。
丁公量收到信，直接回信指示：“你们向组织要什么钱？你们现在的身份是‘汉奸’。做汉奸就要有个汉奸的样子，缺钱，去敲竹杠啊！”
周迪道一拍大腿，顿悟了。
很快，他盯上了宁波伪商会会长袁端甫。小组查到，这个伪会长表面上迎合日本人，背地里却偷偷给重庆国民政府汇了1亿多伪币的税款给自己留后路。
周迪道直接派人把袁端甫请到南华大酒楼。酒过三巡，周迪道冷着脸把证据往桌上一拍：“袁会长，你给重庆送了这么多钱，你说，我是直接把你送进水牢呢，还是咱们换个解决办法？”
袁端甫吓得魂飞魄散，当场就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饶。没过几天，他就乖乖送来了1亿伪币的封口费。
拿到这笔巨款，周迪道只留了1000万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剩下的9000万，他大手一挥，全部分给了宪兵队里的其他汉奸和密探头子。
这就是周迪道的高明之处。他把自己彻底包装成一个贪财、好色、讲江湖义气的大流氓。他越是这样，日本人和伪军就越觉得他“可靠”。
有一次，上海地下党为四明山根据地弄到了一箱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炸药。炸药在上海，沿途日军设卡无数，一旦查到就是死罪。
周迪道摸清了日军特高课课长木场最近要去上海游玩，还带着翻译官夫妇。
他立刻厚着脸皮凑上去，装出一副土包子的模样央求：“木场太君，我和我老婆从来没去过大上海，您带我们去见见世面吧，一路上你们的吃喝开销，我全包了！”
木场一听有人当冤大头掏钱，欣然同意。
回程的火车上，周迪道提着装满炸药的箱子，死死跟着木场。遇到日军盘查，木场随手一指：“这是我的人。”宪兵连碰都不敢碰。
木场随口问了一句：“周桑，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这么沉？去上海做生意发财了吧？”
周迪道故意挤眉弄眼地凑近，压低声音说：“您看我这身打扮，回去肯定被沿途哨卡盘剥。我不瞒您，我带了点‘黄货’（黄金），回去补贴补贴家用。有太君您在，我这生意才做得成啊。”
木场听完哈哈大笑，心想这个中国人果然是个只认钱的俗货。对方做梦也想不到，身后的箱子里，装的是随时能把他们炸上天的烈性炸药。
日子一天天过去，周迪道的400小组在敌营里扎得越来越深。他们源源不断地送出大量极具价值的军事情报，同时借日本人的刀，除掉了很多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死硬分子。
1945年8月12日，宁波宪兵队内部开了一个闭门会议。队长大场没穿军装，穿着一身便服，语气低沉地对所有人宣布：“天皇陛下已经正式下达诏书，宣布停战。战争结束了。”
整个会议室死一般寂静，很多日本军官低着头，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大场接着叹气，要求手下的密探和翻译们自己寻找活路。
一直潜伏在黑暗中的周迪道，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激动得简直要跳起来。表面上，他依然不动声色。
没过几天，周迪道再次在南华大酒楼摆下宴席，把宪兵队里那些平时跟他称兄道弟的密探、伪军头目全请了过来。
酒桌上，周迪道亮出了底牌：“兄弟们，日本人的船沉了。我也不瞒大家，我早就得到了新四军敌工部丁部长的谅解，马上就要回四明山根据地了。新四军政策宽大，只要大家愿意回头，既往不咎。愿意跟我走的，咱们还是兄弟！”
8月16日，极其魔幻的一幕在宁波开明街上演。
三年深渊潜伏，最终竟然以60多名日伪密探集体投诚、日伪军亲自护送的光明结局收场。
这种惊天逆转，比任何虚构的剧本都要精彩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