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律法废弛，胥吏随笔录案，两字之差，便是生死相隔

1583年，吏部给事中、东林党三君之一的邹元标，上书明神宗朱翊钧（万历）：

“断案不能只靠胥吏，官员们应悉律法，并予考核。”

邹元标只是重提了《大明律》相关条文：

百官务必熟读律法，并严格考核。

万历没鸟邹元标。

明朝科举不重律例。

又大搞厂卫，屡坏规矩。

而读书人天然排斥刑狱之术。

他们或内修自省，或愤世嫉俗。

亦或坐而论道，相互攻击。

少有熟知大明律的。

所以，到了万历一朝，地方断案基本靠胥吏（基层办事员）的手。

手一歪，就是生死无常。

1586年，万历开始经常持续性旷工。

律审相关缺员越来越多，狱讼更显废弛。

这一年，成都知府耿定力碰上一件案子。

某男子不堪忍受妻子辱骂，暴起杀之。

依律当绞。

胥吏在案卷上写下男子杀妻理由：

“妇詈夫兽畜。”

妻子辱骂丈夫是野兽畜牲。

耿定力上任以来，发现蜀地百姓常因小事而被判重罪。

所以，特别重视此类案子。

他再次提审男子，详问动机。

男子已不抱生还奢望，只是重复之前说过的话：

“詈侬为兽畜所生耳。”

妻子骂我是野兽畜牲生的，所以我才杀了她。

耿定力大惊，立刻唤来之前录案的胥吏书手。

男子明明说的是妻子骂婆婆，这才犯案的。

你们怎么写成妻子骂丈夫？

书手很是不以为然。

这位新来的知府大人懂啥？

大明律规定，夫杀妻，除非无意，否则就是判绞。

这和骂了谁有啥关系？

耿定力怒斥道：

“凡妻妾因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杀死者，杖一百。

该男子只能被定为打100棍。

你们草菅人命，这就直接给整没了？”

书手翻查律例，果如耿定力所言，忙跪倒请罪。

于是，耿定力在案卷的“妇詈夫兽畜”后面，添上两字“所生”。

一条人命得以保全。

耿定力只是依律办事。

仅是这样，便救活了成都府很多百姓。

然而，大明胥吏之奸酷，官员之敷衍，早已泛滥成灾。

耿定力这样的儒官，少之又少。

1592年，山西巡抚、万历三大贤臣之一的吕坤痛心地写道：

“官吏中能通晓律例、练达政事的，100个里也就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