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拿着政府发的路费，先坐火车到了广州。在广州的招待所里，他和其他几个同样选择去台湾的人住在一起。夜里，他常常睡不着，就坐在床上抽烟，看着窗外。同屋的老李翻了个身，嘟囔着说，老周，你真觉得那边会收咱们？周养浩没回头，只是看着黑暗中明明灭灭的烟头，说，手续都在办了，有什么不收的。他的声音很平，听不出情绪。

那时候的广州，空气里混着咸湿的海风和柴油味。招待所在一条窄巷里，墙皮掉得厉害，走廊永远亮着昏黄的灯。周养浩每天出门，就沿着街边走，路过码头上堆成山的木箱，那是别人家打包好的行李。他以前在重庆管过集中营，审人的时候，从不信什么“手续齐全”就能保命。现在轮到自己，反倒要靠几张纸换一张船票。他心里清楚，那边的接收名单，比这边想象的要挑剔得多。

老李是江苏人，早年在保密局管后勤，后来撤到西南，又一路颠到广州。他睡觉打呼，半夜常咳醒。有一回他咳得厉害，周养浩递过去半杯水，老李接的时候手抖，水洒在床沿。老李说，我老家有个侄子，去年偷渡过去的，信里说那边查得很严，连以前穿什么制服都要问。周养浩没接话，把烟按灭在铁罐里。他知道，老李怕的不是查，是查出来之后，没人认账。

招待所里还有个姓陈的，年轻些，总爱往外跑。回来就说街上贴了告示，说再过半月，去台湾的船就要减班次。周养浩听着，面上不动，心里却盘算着剩下的钱还能撑几天。他以前经手的钱，够买下半条街，现在连多住一晚招待所都得掂量。有天晚上，陈姓青年喝多了，拍着桌子说，咱们这些人，就像被用完的棋子，扔哪儿都没人捡。周养浩抬眼看了看他，没说话。他见过太多人，嘴上喊着忠心，转头就把同僚卖了换路费。

窗外的天，一天比一天闷。周养浩常想起在息烽集中营的日子，那时候他一句话，就能决定多少人活着出去。现在他坐在潮湿的房间里，等着别人的决定。他烟抽得凶，手指熏得发黄。有次去买烟，小贩认出他口音，随口问是不是江浙一带的。他点点头，没多说。他怕多说一句，就被人记住脸。以前是他记住别人的脸，现在轮到别人可能记住他。

同屋的几个人，渐渐不再聊台湾的事。老李开始念叨老家田里的稻子，陈姓青年改说香港的亲戚。只有周养浩，还按时去领表格，填了又改，改了又填。他填表的时候，笔尖很用力，纸背都划出印子。他知道，这些纸，是他最后的机会。但机会这东西，从来不是填了表就能拿到。他见过太多文件，盖了章也作废，批了字也反悔。

有天夜里下雨，屋顶漏了几滴下来，正好滴在周养浩的枕边。他没动，就那么躺着，听雨声。老李在梦里哼起家乡的小调，调子断断续续。周养浩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一直在等。等命令，等结果，等一张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船票。他以前从不信命运，只信手里的权力。现在权力没了，只剩下等。

雨停的时候，天边泛白。周养浩起身，把最后一件衬衫叠进箱子。箱子不大，装不下多少东西。他站在窗前，看巷口有人挑着担子走过，扁担吱呀作响。他想，或许老李问的那句话，根本不用回答。收不收，从来不是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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