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松随笔

奇闻！文盲父母用奇特的方法引导儿子走上记者岗位！你不相信？这个儿子就是——我

我能够走上记者岗位，首先要感谢的是父母。因为我的成材与父母别具一格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

我于1942年7月11日生在粤东的一个小山村——龙川县宦境乡山坑村。父亲叫曾义祥。父亲没读过书，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山坑村是个偏远山村，村里没有学校。我到9岁时才到乡里小学读书。父亲虽然是个文盲，但对我的成材寄予很大希望。记得我未上小学前，父亲为了锻炼我的胆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出去混精灵点”,经常带着我到十里远的黄布圩赶集。他带我赶集的目的，就是要我认店名，每到一个店铺前就要我认店铺门上面的店名，如“华昌”米铺、“合茂”杂货铺、“二天堂”药铺等等。

我入学以后，父亲又布置了新的任务，若星期天逢上圩日，他便叫我一个人去卖菜。我母亲黄运太也是文盲，她是种小白菜的能手，我家的小白菜几乎每年上市最早。那时农村卖菜，不是论斤卖，而是论把卖。母亲连夜把菜摘好、洗净，大约四两左右扎成一把。有时二三十把，有时四五十把。第二天一早由我独自一人挑到圩上去卖，一分钱一把。虽然每次的收入只有几毛钱，但父母亲却很高兴。因为他们图的不是眼前能挣多少钱，图的是儿子将来有出息。

我读小学时，没有课外读物，可我又很想多看点书。一次，父亲发现邻村一家杂货店收购了不少旧报纸当包装纸用，就跟店主商量，让我买些旧报纸看。记得我上小学后，父亲从来不问老师布置了什么作业，而是他给我布置作业。这个作业很奇特，不叫我做加减乘除运算，也不叫我背诵课文，而是要我写出“山坑村”所有家长的姓名。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有了作文课。父亲虽然不识字，但对读书人要写文章的事还是知道的。他说：“你写的文章(指作文)我不懂得看，不过你读出来我会听得懂的。”于是，要求我把每次写的作文读给他听。为此，我对作文课一点都不敢马虎。每次读给父亲听，他都觉得“挺顺!挺顺!”父亲的口味与老师的口味也很吻合，凡是父亲认为“挺顺”的作文，往往老师给的评分也比较高。

我上初中、高中期间，父亲仍然经常给我布置“作业”,如：班里有多少人?来自哪里?班主任、课任老师叫什么名?他们有没有成家?有没有小孩?小孩多大?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不得不想方设法与同学、班主任、课任老师聊天，收集情况，然后形成腹稿，回到家里一一向父亲汇报。

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文盲父母根本不知道记者为何物，当初我也没有刻意当记者，而后来我却真的成为记者，这是父母亲的特别教育为我打下坚实基础的结果。1964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连队文书、团政治处报道员，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报》社记者、编辑，后来任《广东商报》社副总编辑。父母亲的教育引导，终身受用。“出去混精灵点”的理念一直鼓舞着我大胆往前闯，炼出了胆量，敢于、乐于和各种人打交道，无论采访战士还是高级将领都无拘无束，满载而归。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时我随军采访，圆满完成了任务。当年父亲要我了解这了解那的做法，使我养成了认真观察分析人、事、物的习惯，遇事爱思考，就事论理谈见解。在《战士报》社任编辑期间，经常在“战士论坛”等专栏上发表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出版了12万字的散文集——《报海浪花》（12万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任《广东商报》社副总编辑期间，经常写评论，其中颂扬广东省国有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评论《“衙门”革命赞》,被评为广东省1993年度新闻评论三等奖。今年5月由国家金城出版社出版《我的笔尖人生》（17万字）。（本文为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