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的解剖室里，医生正在给一名四十七岁的男子做遗体解剖。打开胸腔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停住了手。他全身上下长满了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癌细胞扩散的痕迹，胸腔里的肿瘤个头甚至比心脏还大。几名护士当场红了眼，忍不住掉下眼泪。解剖台上躺着的人叫罗健夫，是航天工业部771所的工程师。按照他生前反复交代的遗愿，遗体无偿捐给医院做病理解剖，走到人生最后一步，他想的还是能为国家多做点事。

1969年，罗健夫接下了图形发生器的攻关任务。那时候这项设备被国外严密封锁，花钱都买不到，国内完全是技术空白，连能参考的资料都没多少。他带着课题组的人扎进实验室，吃住都在单位，白天守着设备调试，晚上抱着专业书啃，硬生生自学完了电子线路、精密机械等好几门跨专业的课程。三年之后，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做出来了，又过了三年，改进的Ⅱ型设备也研制成功，直接让航天计算机的研制效率提高了几十倍。项目拿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上报成果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后面。单位分房子、评职称、发奖金，他次次都往后躲，两次评高级职称都主动放弃，说把机会让给更年轻的同志。

1981年，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发到了最要紧的关口，罗健夫的身体已经开始出问题。他经常觉得胸口发闷，隐隐作痛，疼得厉害就扶着桌子歇两分钟，转头又接着改图纸。身边同事劝他去医院查查，他总说没事，就是累的，歇会儿就好。那年他带病去天津开技术鉴定会，出差的时候组里两个年轻人接错线路烧坏了组件，他回来没骂任何人，主动给领导写检讨担责任，又连着加班三个月，亲手把设备修好调试完。那阵子他夜里经常疼得睡不着，就靠在椅子上凑合一晚，第二天照样准点到实验室。

1982年2月，他调试设备的时候突然晕倒，送到医院确诊是晚期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拿到诊断结果，他第一反应不是问自己还能活多久，是跟医生商量，别把真实病情告诉家里人，也别跟单位说太多，免得大家分心耽误干活。住院的四个月里，只要有同事来看他，他开口先问项目进度，枕边永远放着没改完的图纸。有一回同事见他疼得额头直冒冷汗，实在不忍心问技术问题，他反倒主动拉着人坐下，断断续续把图纸上没标清楚的参数、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仔仔细细讲了两个多小时。医生说给他打镇痛剂缓解痛苦，他一口回绝，说药会影响脑子，反应慢了就没法给大家出主意，不能拖项目的后腿。

去世前一周，他还在跟来探望的同事念叨设备调试的注意事项，反复叮嘱大家拧成一股绳，早点把Ⅲ型设备做出来。临终前他跟家人和单位交代，死后遗体捐给医院做病理研究，丧事一切从简，别搞任何排场。妻子顺着他的心意，给他换上穿了多年的旧衬衣和洗得发白的棉毛裤，骨灰盒挑了最便宜的一款。直到解剖结果出来，大家才知道癌细胞在他身体里已经藏了两年多，胸骨都被肿瘤侵蚀得发酥。没人能想明白，这两年多他忍着多大的疼，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做完了整套电控设计。

很多人总说搞科研靠天赋靠条件，可罗健夫那辈科研人，靠的是把整个人扑上去的韧劲。他们没想着出名捞好处，没想着享清福，只知道国家缺什么，就拼尽全力去补上。这样的人没站在聚光灯下，却实打实撑起了中国航天起步的路，也给后来的人留下了最金贵的精神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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