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万红军穷得只剩草鞋，冲进遵义抄了个军阀的家，12天后，竟背着几十万大洋和无数物资走出了城门
 
 
1935年1月，遵义城外来了一支队伍。
 
 
3万多人，脚上套着磨穿底的草鞋，衣服打着补丁，脸上透着长途跋涉的疲惫。
 
 
他们是中央红军，刚从湘江的血战中脱身，粮饷几乎耗尽，能吃的都吃光了。
 
 
而城里盘踞着黔军头子王家烈，人称“贵州王”。他的兵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一人两杆枪：一杆步枪，一杆烟枪。
 
 
这帮人抽大烟的本事比打仗强得多，红军进城时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枪一响，那些“双枪兵”扔下步枪抱着烟枪就钻了巷子。
 
 
可老百姓早就被王家烈的宣传吓破了胆，说红军吃人放火，家家关门闭户。
 
 
红军进了城，不砸门不抢东西，买柴买米照价付钱，还帮老百姓挑水扫地。
 
 
几天后，铺子开了，街上有了人，大伙儿发现这支队伍跟以前来的兵匪完全不一样。
 
 
但红军自己快撑不住了，几万张嘴要吃饭，身上没几个铜板，中央决定在遵义休整12天，除了开那个后来载入史册的会议，头等大事就是筹粮筹钱。
 
 
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林伯渠负责，毛泽民协助。
 
 
他们发动穷人指认那些欺压百姓的土豪和军阀。
 
 
王家烈在遵义经营多年，盐行里盐巴堆成山，烟馆里大烟膏一缸一缸的。
 
 
那时候遵义猪肉两角一斤，盐巴却卖四角，穷人家脖子肿得老粗，全是吃不上盐闹的。
 
 
红军打开王家烈的盐行，光食盐就值几十万银元，还有他从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订的高档香烟，折价5万银元。
 
 
但这只是零头，王家烈的老窝在桐梓，那里藏着更多。
 
 
军委派人奔桐梓，在当地人带路下，打开蟠龙洞、天门洞、仙女洞，洞里码着成箱的大洋、金条、金银首饰，还有整匹的布、整袋的粮食、成捆的腊肉。
 
 
三天功夫，光桐梓就缴了30万块大洋和20多万斤粮食。
 
 
遵义城里，黔军师长柏辉章家也抄出2万多银元和10万斤粮食。
 
 
12天里，红军总共没收了268户反动豪绅的家产。
 
 
钱粮有了，新麻烦来了。红军手里花的是苏维埃国家银行印的纸币，老百姓不认，他们只认银元。
 
 
毛泽民想了个办法。他贴出告示，用没收来的食盐作保，老百姓拿银元换“红军票”，1块钱票子能买7斤盐，而市面上1块银元才买1斤。
 
 
这个差价一出来，全城轰动了。
 
 
老百姓扛着米袋子、抱着布匹，排长队去兑换点换票子，再转头到红军盐店抢购便宜盐。
 
 
国家银行在遵义城里城外设了好些摊点，连桐梓、绥阳都设了兑换处。
 
 
没几天，“红军票”就流通开了，老百姓叫它“红军币”。
 
 
可12天一眨眼就过，红军要开拔了。
 
 
临走前夜，出了个要紧事：队伍一走，手里的票子不就废了？按军阀的做派，发了票子就拍拍屁股走人，老百姓只能认栽。
 
 
可红军没这么干。头天晚上，国家银行连夜贴布告，通知群众赶紧来兑换银元。
 
 
工作人员在闹市区摆开桌子，一箱箱银元摞得老高，旁边堆着布匹粮食，通宵兑换。
 
 
还有人挑着银元担子走街串巷，生怕漏掉一户。
 
 
那几夜，遵义城灯火通明，老百姓攥着“红军票”来，揣着银元回去。
 
 
队伍开拔那天，3万多双草鞋踏过城门，每个人的背篓和马背上都装得满满当当。
 
 
几十万大洋、无数粮食布匹药品，把一支穷得叮当响的队伍撑了起来。
 
 
后来王家烈没了钱也养不住兵，蒋介石借机收了他的军权，这个“贵州王”灰溜溜下了台。
 
 
那些抄来的银元，原本都是他从老百姓骨头里榨出的油水，红军又用盐巴和布匹还到了千家万户手里。
 
 
12天前，遵义人见着红军就跑；12天后，街坊们端着水、揣着鸡蛋送他们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