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确实是我党遇到的最狡猾狠毒的政治对手，眼光毒辣，手法狠毒。如果他在，皖南事变的损失可能更大。其人死于国党内部倾轧，虽然是果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也算是一件侥幸。
1936年10月25日下午，汉口江汉关码头突然响起枪声。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准备乘船过江回武昌，刺客从身后开枪。
他倒在码头附近，送医后不治身亡，一个深受蒋介石倚重、善于谋划政治行动的人，就这样死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最复杂的地方。
他很少亲自带兵，却擅长研究红军为什么能够生存、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坚持，以及怎样从根子上破坏军民之间的联系。过去一些国民党将领进攻根据地，往往只盯着地图上的城镇和山头。
杨永泰看的却是另一张图：粮食从哪里来，食盐经过哪些渡口，伤员靠什么药品救治，群众怎样传递消息，基层干部又依靠谁掩护。他看得越细，采取的手段也越狠。
民国政局不断变化，他几经转折，最终进入蒋介石的幕僚圈。蒋介石看中他的地方，并不是他会写几篇文章，而是他能把政治、行政和军事手段连在一起。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杨永泰出任秘书长，掌管大量政治事务。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就是他在反共活动中极力推动的一套办法。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减少军事行动，实际并非如此。它的意思是，军队进攻之前，要先把根据地周围的生存条件一点点掐断。
等到红军物资不足、消息不通、活动范围缩小时，再用重兵和堡垒向前推进。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临时搜查，而是一套长期运转的控制网。
前线即使暂时没有交火，根据地里的生活仍会越来越困难。伤员缺药，百姓缺盐，部队补充衣物和粮食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村庄也被纳入保甲体系。若干户人家编在一起，一户被怀疑帮助红军，周围住户也可能受到牵连。
这样一来，原本正常的送饭、带路、传信，都变成了风险极大的事情。杨永泰真正想切断的，不只是一条运输线，而是红军与群众之间的联系。
他明白，根据地能够存在，靠的不只是武器，还靠群众提供情报、隐藏伤员、筹集粮食和掩护干部。只要把群众置于监视和连坐之下，红军的活动空间就会受到压缩。
有人心里支持革命，却可能因为担心家人和邻居受牵连，不敢公开提供帮助。这种手段不靠一场大战取胜，却会持续消耗根据地的力量。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还通过报刊、传单、演出和基层组织展开宣传，试图歪曲红军形象，制造恐惧和隔阂。行政命令、经济封锁、保甲控制和军事推进互相配合，形成了一套比单纯进攻更难对付的办法。
1933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投入大量兵力，采取堡垒推进和严密封锁。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有当时错误军事指挥等重要原因，但杨永泰推动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封锁，确实使外部压力变得更加严密。他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多少部队，却参与设计了困住根据地的制度。
国民党军队进入一个地区后，中央力量随之插手地方财政、人事和行政，原有的地方实力派受到削弱。这使蒋介石更加信任杨永泰，却也让他在国民党内部得罪了大批人。
地方派系认为他在夺权，CC系等政治力量把他看成竞争对手，一些失意军人和反蒋人物也对他十分不满。1935年3月，杨永泰担任武昌行营秘书长。
同年12月17日，他又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表面看，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实际上，他已经站到了多股矛盾交汇的中心。
1936年的刺杀案，长期以来有多种说法。后来披露的材料显示，暗杀行动主要由杨尔谦等人策划，刘芦隐提供过资金。
案件背后既有反蒋活动，也有当时的抗日情绪、派系敌意和政治暗杀网络。因此，不能把这起案件简单说成某一个国民党派系公开下令，但杨永泰长期卷入派系争夺、打击地方势力，又四处树敌，确实给刺杀者提供了活动空间。
他最终没有死在战场，而是死在自己参与的权力争斗中。杨永泰死后四年多，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
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1月4日从云岭出发，行至泾县茂林一带时，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激战，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只有两千余人分散突围，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造成的严重事件。如果杨永泰活到1941年，他未必会亲自指挥前线部队，但很可能会把行动安排得更加细密。
封锁道路、掌握村庄、控制渡口、侦察行军路线、切断补给和通信，都是他过去反复使用的办法。他还擅长把军事行动包装成行政命令，提前制造舆论，再利用地方组织配合军队。
等到包围形成后，还可能通过谈判、命令和宣传进一步压缩新四军的选择空间。皖南事变已经是一场经过部署的严重事件，若再加上杨永泰这种熟悉基层控制、经济封锁和政治宣传的人物，国民党方面的行动可能更严密，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也可能更加危险。
枪炮造成的伤亡看得见，封锁、连坐和信息控制带来的损害却往往更持久。他死于国民党内部倾轧，反映出那个统治集团派系争斗激烈、暗杀活动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