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重庆大坪刑场，陈然背插死囚标签，双手反绑。当特务喝令他跪下时，他猛然转身，用被缚的双手扯下背上那块写着"死囚"的纸标，重重掷在地上，朗声道："从正面向我开枪！"这一年，他年仅26岁。

跟他一起并肩站在刑场上，等着迎面射来子弹的，还有一个叫成善谋的年轻男人。

直到几天前在军事法庭听取判决时，陈然才知道这个名字。

那天，法官张界坐在审判台上，敲着桌子念出结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死刑。"

几个字刚落，站在被告席的两人猛地转过头，死死盯住彼此。

特务的枪口就围在四周，这两个戴着重枷的重刑犯还是发了疯似地挣脱看押。他们撞向对方，紧紧抱在了一起。

这是他们两人生命中的第一次拥抱，也是最后一次。在这之前，他们是一对同生共死却素未谋面的隐形搭档。

南岸野猫溪，一栋普通的木楼，1947年的夜里总这样静下来。楼下修配车间的机器一响，就把楼上的秘密盖得严严实实。

陈然白天是工厂管理员，没人多看他一眼。

夜幕一降，他就封死门窗，用毯子把灯泡死死罩住，摸出一块木板、一把竹片、一卷蜡纸，手工刻印《挺进报》。

地下党纪律严酷到什么程度？陈然只管印刷，城市另一头是谁在夜里抄收前方的电讯稿，他压根不知道。

他只在新送来的蜡纸底稿上认出了一手工整的字。

遇到无线电干扰听不清的地方，对方都会加个括号，细细注明原因。

这份看不见脸的默契，让陈然在闷热的木楼里动了心思。他求上级批准自己写封感谢信，上级按纪律回绝了。

软磨硬泡几次，上级才松口，让他写一句不带任何个人特征的短话。

陈然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下："致以革命的敬礼！"过了几天，底稿夹里多出一张发黄的旧纸条，只有七个字："紧紧地握你的手！"

这两张没头没尾的字条，是他们在山城黑夜里唯一的一次直接对话。

成善谋继续在杂音里捞情报，陈然继续在油墨里刻字。

战报传遍了山城街巷，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了国民党高层的办公桌。

军统大特务徐远举被上司指着鼻子骂，限期破案。

1948年春，几名核心人员接连叛变，组织网络的底牌全露了出来。党组织紧急传令，让陈然立刻切断联系撤离。

命令送到时，第23期《挺进报》才印了一半。陈然盯着那叠没上墨的半成品，思虑很久。

他重新坐下，拿起竹片接着刻。最后一份捷报印完、藏好，废纸底稿烧成灰烬，他才起身。

特务踹开门时，屋里什么都没有，只剩坐在椅子上的陈然。

徐远举亲自审他。多年后这位战犯被关进北京功德林管理所，写过交代材料《血手染红岩》。里面记着他当时的第一印象：这人娴静得像个大姑娘。

徐远举觉得对付文弱书生用不着动干戈，搬把椅子坐下，声音放软："你年纪轻轻，犯不着搭上命。说出上线，交出名单，前途我包了。"

陈然双手铐在椅子上，语气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他说："《挺进报》的编辑、印刷、发行，全是我一人干的。"

皮鞭抽，烙铁烫，地上滴满了血，来来回回只有这一句话。徐远举盯着刑具上的陈然，无奈地对旁边的特务说："这家伙，怎么这么硬。"

陈然被定为重犯，押进白公馆二楼。双腿在酷刑下伤得血肉模糊，站都站不稳。

徐远举以为一道封了条的铁门就能断掉一切联系，几个月后，手抄的"狱中挺进报"偏偏又冒了出来。

隔壁牢房关着受优待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能看报纸。

黄显声看完，趁看守转身的空当，把报纸卷成细筒，从门缝塞过去。陈然拖着残腿爬到门边取报。

他捡来半截短铅笔，把香烟盒里的锡纸铺平，抄下战局消息。

纸团团好，顺着难友们打通的墙壁孔道传下楼。消息就这样在死牢里悄悄传开。

1949年秋天，外面的枪炮声连白公馆里都能听见，大屠杀随时会来。陈然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双腿早已不能站立。

同狱的罗广斌天天守在他身边。

牢里没有纸笔，陈然闭着眼，声音弱得像风一样，把酝酿很久的诗一句句念给罗广斌听。

他念一句，罗广斌默记一句。

没过几天，行刑的日子到了。

陈然把仅剩的日用品分给难友，走向了那辆开往大坪刑场的囚车。

那首后来题作《我的"自白"书》的诗，生前没有留下一张原稿。

文章来源：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血手染红岩》、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