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8年，这位特工女王走进西柏坡，她拒绝了一切高位，只提了一个要求，此后三十年再没离开过三尺讲台

权威信源《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王一知自传《我的回忆》（人民出版社，1985年）

北京西郊的一所中学里，有位老校长。每天天还没亮透，她就拄着拐杖站在校门口。学生们只知道她待人和气，管得特别细，却没人晓得，这位慈祥的老人，曾经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地下尖兵。

那是1948年冬天，解放战争打得正激烈。一位衣着朴素的女同志穿过重重封锁线，走进了西柏坡。

这时候中央正在筹划新中国的架子，许多身经百战的同志都在等着分配重要工作。组织上看中了她的资历，准备让她去新组建的国安或者公安部门挑大梁。那可是前途无量的高位。

谁也没料到，她把这些安排全都谢绝了。她只提了一个要求，说这辈子不想做官，就想办学校，当个教员，守着孩子们过日子。这个决定，让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这位女同志，名叫王一知。往前倒几十年，她本名杨代诚，出生在湖南芷江的一个侗族家庭。小时候家里规矩大，受了不少封建礼教的苦，这也让她打小就憋着一股劲儿，非要闯出一条新路来。

十四岁那年，母亲走了，她变卖了手头仅有的遗物，凑够了盘缠和学费，硬是考进了女子师范。毕业后，她跟着向警予搞教育，播撒革命的种子。

1922年，她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那一年，她认识了张太雷。两个人志趣相投，在工作中成了伴侣。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在战场上。那时候，王一知刚生完孩子没多久。

她把襁褓中的孩子托付给老乡，自己擦干眼泪，改名换姓，一头扎进了上海最凶险的地下战场。这一去，就是二十年。

在上海滩的白色恐怖里，王一知像个变色龙。有时候她穿着旗袍，扮成富太太，把家里的阁楼腾出来给组织当会议室。

有时候她换上粗布衣裳，挎着菜篮子在弄堂里穿行，篮子里藏着的，是关乎几百人性命的绝密情报。

1931年，顾顺章叛变了，上海的地下组织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王一知表现得异常镇定。她带着人连夜烧文件，转移联络点，掩护同志们撤退。

那一晚，她保住了上海地下党的火种。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她和同志龚饮冰假扮夫妻，在长期的生死考验中，两人产生了真感情，后来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

她一个人掌管着三处地下电台，硬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保证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电波不断。

还有一次，李白的电台暴露了，敌人在全城设卡抓人。王一知接到消息，带着人两小时内就把密码本和设备全部转移，连夜将李白送出城。

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连周总理都夸她能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她总是能逢凶化吉，敌人直到最后也没摸清她的底细。

1945年重庆谈判，毛主席专门见了这位在白区坚持斗争的无名英雄，想调她去延安工作。但她心里放不下上海的摊子，坚决要求留了下来。直到1948年，大局已定，她才离开上海。

到了西柏坡，面对高官厚禄，她选择了转身。她说，仗打得差不多了，最揪心的是那些牺牲战友的娃娃们。他们没了爹娘，不能让他们再没了书读。于是，她真的就去了学校。

1949年上海解放，她接手了破败不堪的吴淞中学。校园里到处是弹坑，桌椅板凳都不齐全。她带着师生一起修房子，改课程，还亲手开荒种菜，补贴师生们的伙食。

那时候条件苦，她身体也不好，但从来没听她喊过一声累。她离开吴淞中学那天，全校近六百名师生挤在校门口送行，大家在一块红绸上签满了名字，塞到她手里。这块红绸，她珍藏了一辈子。

1950年，中央又一次调她进京。这一次，她还是拒绝了，主动要求去基层，当了北京101中学的校长。

按照规定，她可以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可她看到普通老师工资低，主动要求给自己降薪，跟老师们拿一样的钱。当时学校主要招收干部子弟，她觉得不公平，硬是顶着压力，打开了大门，让工农子弟也能进来读书。

1955年，学校正式定名“101中学”。她解释这个名字时说，满分是一百分，代表过去的成绩；多出这一分，是告诉大家不能满足现状，还要往前走。

在学校的三十年里，她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办了校办工厂，让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学会真本事。

全校师生都敬重这位老校长，可几乎没人知道，她曾是隐蔽战线上九死一生的英雄。她把过去的功劳簿锁进了箱子底，从不向外人提起。中央三次要调她出任高官，都被她婉言谢绝。

1991年，王一知安详离世。回头看她这一辈子，前半生在刀尖上行走，为了国家出生入死；后半生在三尺讲台上站立，为了孩子呕心沥血。

她不争名，不夺利，把最热血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又把最温柔的晚年留给了后代。这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而且把它做到极致的劲头，正是老一辈革命家最闪光的地方。

如今的101中学，桃李满天下，那多出来的一分，还在激励着一代代少年不断向前。